这些比赛只能大学生参加，其他人不可以，时间弹指一瞬，切莫浪费机会。父母含辛茹苦将我们养大，供我们读书，老师多年来悉心指导，谆谆教诲，都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在我们最好的年纪去努力去争取，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父母和老师最好的回馈。

我们还未步入社会，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感受不到社会上竞争压力。多多的听一些长辈和老师的建议，在自己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去拿参加比赛，拿这些证书。将来在就职面试中感受到优势后，一定会回过头来谢谢曾经唠叨的师长们。

以上这4项比赛在大学中是含金量最高的。同学们也许经常被老师“唠叨”和“逼迫”，强制参加这些比赛。不要只认为老师的出发点是为学校和自己添光添彩，更多的是为学生的将来考虑。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保研加分吗

如果你有丰富的计算机知识储备，并且非常热爱软件遍程。建议参加该项赛事，如果最后获得良好的名词和证书，会给毕业后的你带来很多优势。最直接的优势就是就业，别人需要辛苦寻找工作中国特许加盟展北京站，而你，只需要挑选送上手来的现成工作，并且肯定高薪。

该项赛事是软件开发设计相关的比拼。经软件行业迅速崛起，需要大量的人才。岗位的薪水更是超出了传统行业很多，因此吸引了很多同学加入这个行业。

毕业后，经历过就业竞争的人都明白，拥有含金量高的证书非常重要。几本证书在手，不仅是获得好岗位的通行证，也是最后获得高薪资的资本。

该比赛另一个特点就是只能在校大学生进行参加。如果已经毕业则无缘该项比赛。从大一入学后人生可能仅仅只有一次机会参加，所以在这方面有浓厚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及早的做出准备，不要浪费掉难得的机会。

该竞赛平均两年举行一次，同学可以积极准备自己的科技作品，在赛事中进行展示。竞赛难度非常高，只有出众的创造才能和超强的大脑才能在最后的比赛中赢得胜利。

凭借自己的实力若有幸在比赛中摘取良好的名次和证书，国家将安排优秀的人才和充足的金钱去实施获奖计划，该种经历将来毕业立足社会时，一定时非常重要的加分项。

该竞赛举行大多都是在上半年的四月份。网络每年都在快速发展，该赛事针对所有在校生举办，尤其是对未来有互联网方面规划的同学，一定要准备好自己，不要浪费机会，努力发挥自己的才华。

在众多竞赛项目里，有4项竞赛是由国家举办。这些比赛所得证书含金量非常高。竞赛分为国家竞赛和省竞赛，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国家竞赛难度更大，所以同学们有兴趣参与比赛，一定要先评估好自己能力，这样才能提高最后获奖的概率。下面将详细介绍4种竞赛情况，供同学们参考。

社会每年会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吸引很多朋友积极参与，大学也如此。不仅有很多娱乐性的赛事，还有专业性比赛。在这些专业性的竞赛中如果获得名次，将来会在考研中得到加分。这些比赛名次获得的证书还会在将来就业面试中提高竞争力。

在大学中很多都是无效的社交，只会浪费我们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我们自己负责最好的方式就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和要走的道路，积极准备。

只是一味的贪图享乐挥霍大学时光到最后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空虚，没有任何技能傍身，毕业后，参加就业时就会失去很多竞争力。我们应该善用这段时间，积累一些硬技能，多考一些有用的证书，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或者可以参加一些学校的社团，提高自沟通交际能力，积累人脉关系。

导语：当我们进入校园开始读书后，通过老师和家长的教导，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作大学。在那里我们拥有很多私人时间，不仅可以参加多个社团活动，还可以恋爱，都光明正大被允许。但对于即将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的同学来讲，学最重要的。

仔细想想，握不住的东西那就不是我的，挣扎只会徒劳无功，反而带来新的折磨。生活不是靠名誉来定义的，我本应该笑闹着和林央一起度过大学时代，本可以游刃有余地以高分保研，而不是这么被动。

暑假，我去阿尧的租屋里坐了半天，他有了新的生活和梦想，斥资打造了一个录音室，每天除了学就是写歌、混音、发歌。那个定位不清的酒吧（奶茶店）也已经倒闭了。

我仔细回想“二手书创业”的遭遇，也觉得这些“创业”的奖项，最多能证明某段努力的时光和未知的能力提升。功利点说，也一样没用，毕业后企业不会因为这些就招你，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今年生日前两天，我主动向林央道歉，冷战叠加我自己受的折磨，让我早已明白“创业”太能磨平一个人对生活的热情了。林央选择了原谅我，但要我保证以后不能再碰这些“虚的”东西。

8月，“互联网+”大赛终于熬完了，我们斩获省级、市级第一，我还拿了国家级“创业训练良好结题”。刘老师想留我干苦力到大四，我坚持退了——团队里一个上一批的学长，好心提醒我“根本学不到东西”，父母也劝我赶紧脱身，不要再参加了。另两个勉强自己的项目，虽然实力强劲，但本科生进去，现状就是如此，我也相继退出。

我想，现在我也可以去做这样的项目，但我不再想经历了，我厌烦这些流程了。小王安慰我说，如果他当初也遇到刘老师这种人，可能早就躺平了。

在比赛现场，我结识了南方另外一个高校的团队负责人小王，他已经获得了50多项国家级奖项，在今年的赛后夏令营中很快崭露头角，收获了武大、川大、华科的“优秀结营”，而且，他有一个由自己独立带领团队做出来的项目，进了“挑战杯”的国赛。虽是偏文的项目，不像理工科那么难，但我仍旧佩服且羡慕有这样完全属于自己的成果。

第二天的“复活赛”，我们成功晋级进入前12名，获得市赛“金奖”。这次的金奖名单上虽多了些新项目，但大抵都是参赛了几年的“回锅肉”，还有几个就是像我们这种，上限只能到此。打分评委也都是创业圈内人，他们对往年“回锅肉”都一致高分，次之的项目，他们心里也都门清。

负责我们这组的评委里，恰好也有“创业谷”的给刘老师投种子基金的。结束后，人家给刘老师传消息，直言我们答辩状态不佳。刘老师转头就要求我们当晚加班做答辩训练，备战第二天的“复活赛”。同去的两个同学怨声载道：“吴老师怎么不提问我们，这样不就打断那个评委的咄咄逼人了吗？”

我事后回想，显然，我们被针对了。毕竟，像专利第一人、公司法人、签约合同、订单主体等等这样的问题，是这个圈里的评委早就心照不宣的、几乎不会问的。一项新技术或者发明专利都需要极长的时间来研究探索，年年举办五花八门的比赛，能有几个有含金量？所以一般情况下，评委们会集中问学生在其中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技术上的创新。

“有，请各位评委老师观看我们身后的这台……”我已经被训练了多次，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手到擒来——当然，专利是有水分的，回答的内容也真假难辨。

2022年7月底，市赛决赛，我们作为小组内第一个队伍上台答辩。刚进入提问环节，一个评委就先发制人，声音极为严肃可怕：“这个（专利）发明第一人是你们学生吗，放大PPT给我看看。”

高校的创业比赛想要拿高分获奖，除了项目本身的硬技术，还有另一条潜规则——幕后得跟打分的评委搞关系。许多创业导师本身就是高校教师，对比赛的了解程度不是我们能比得上的，再加上关系硬，我们越发被动。

可我始终无法轻易放弃为包装这个项目所付出的心血，我不想做了很多事却一无所获，我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甚至做了两手准备——7月初，我找到另外两个实力更强的团队负责人，面谈后，他们让我加入了团队，一个医药类，一个农业类。但作为后进项目的新人，我能做的事情又是改PPT和梳理答辩逻辑，而且没有机会在排位上进入“团队前三”。

隔天，刘老师对着我痛斥道：“这本来是个多么好的锻炼机会啊，结果不好我也不会责怪她，结果她直接退了，气死我了！”他盯着我，咬牙切齿，像是要把怒气撒到我头上。我强撑着，不情愿挤了一下嘴角。

等到和我一批进来的2个学姐全都走了，我身上又加上了去“创业谷”和经销商开会的工作：旁听记录，展示项目撑个场子，以及负责在“智博会”、教育设备展会进行“场控”。我要提前安排人准备器材，布置好展台，并在展览高峰期负责演示和解说。

我们在比赛现场、路演时吹嘘的50万、70万高价合同订单，实际上只卖出去了两台大型的第一代仪器，盈利仅5万。这也是刘老师的包装手段，以便之后再去新的创业孵化园找人做“冤大头”。

明面上刘老师春风化雨，平易近人，暗地里把我们一群人压榨得像骡子一样。我问了下以前的学长学姐们，才知道从2019年开始，刘老师每年都会申报项目，由他指导学生团队参加各色大学生创业比赛。他以实验花销为由先去学校报批经费，累计下来将近3万，比赛所获奖金也一并收入囊中，学生们每每问起劳务费，他都以自己劳苦功高糊弄，到我们这一届，也就我们核心的3个成员在元旦时得了几百块。

比赛事宜统统落到我肩上，我想得奖的欲望也随之更加强烈，沉没成本让我根本不可能回头。大部分事情都需要我亲力亲为，负责产品设计、技术的同学也跟着我备受煎熬。我甚至买了PPT网课学“如何美化”，将内容打磨了数遍，又加入了引领教育、带动就业、市场规模等部分——这版PPT一直用到了市赛结束。

刘老师常常在开会时分享这些“喜讯”，一讲就是4个小时。但产品太多太杂，就像之前的奶茶店定位一样，非常不清楚，对打比赛极为不利，倘若我们每场都把这些产品挨个介绍一遍，估计评委们会听得极为疲惫，一个要点都抓不住。于是我主动提出，根据价位，把产品进行分类，做成三大系列，并用现在正热的“IP”概念来做标签化。

比如，一个高新材料的电子仪器，刘老师只是给它换了一个炫酷外观再加上音效设备，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件新产品，并借此获得了德国一个极有名的工业设计大奖；再比如，和本校实验室一起合作做太空生物研究，与国家级科学院老师的项目倒腾倒腾。

刘老师忙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们的项目他是投入最大的，但他在学校其他项目上也挂了名。临近比赛，他的花样就越发多了，常常将原有产品与其他项目的部分技术或者元素结合起来，改造成一件新产品，再添加进我们PPT的“项目成果列表”。

为了满足“互联网+”大赛的比赛要求——公司法人必须是学生（之前的是刘老师的公司，而且学校参赛团队普遍都会想法子去注册公司，对打比赛有好处），所以我又拿着父母之前给我的商业房产证，以我们的项目名注册了一个“R科技有限公司”。刘老师没有反对，问起相关流程也全力支持，毕竟，我只打算开一个空壳公司。

我开始考虑跳槽去更好的创业项目团队。其一，这个项目本身的技术和应用解决不了行业痛点，应用领域狭窄，门槛也不高；其二，从比赛的角度来说，这个项目的实力不上不下，得不到国家级荣誉，上限就是一些市赛金奖；其三，所有专利第一人都是刘老师，知识产权属于他开的公司。

被刘老师这一番搞，我们团队更加招不到有能力的学生，所以他把进“互联网+”大赛国赛的压力全部压在了我头上。他给我画大饼，说2022年“互联网+”大赛我校进国赛的名额可能会多一些，只要进了国赛，起码是个铜奖，奖金可以分我1万，又捧我说，我将会是本市最年轻的国赛获胜项目负责人。

他这样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是他的私有财产一样。我作为负责人，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统筹安排好人员就够了，为了搬个仪器就扯出什么人力策划案，无理由随叫随到，人人都可以不在，我必须在，这是什么样的道理？而且我从2021年5月打比赛打到当年年底，新年第一天只给了我500块钱劳务费，后面还改口说是“奖励”，真是可笑又荒谬。

刘老师叫我们本科生去“创业谷”打杂的次数愈发频繁，美其名曰“参加公司实”，实际上学生们并没有签订任何实合同，也拿不到什么工资，倒贴饭钱车钱，最多就是得到毕业要求的实证明。之后他的做法更加恶劣，让新来的学生承诺必须“干到大四”。我作为负责人，自然每次干活都要首当其冲，有几次因忙别的事没能到现场，刘老师就威胁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你这样，不是合适的负责人的角色。”一次我请假，他就在QQ上厉声道：“明天见投资人，要是你表现不好就撤了！”

今年3月，大二下学期，我如愿当上了团队的负责人。今年我校项目极多，学校鼓励大家踊跃参赛，哪怕只有一个商业计划书也可以拿来凑数——一是可以在新闻报道上写我们前面30个项目是“从600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其次也是为了高校排名。

每次在“创业谷”里见面，刘老师总夸我是个不可多得的创业人才：“好好干，以后我把这些帮扶创业的资源直接推给你。”整个寒假，我常常为了清洗容器在办公室和卫生间之间来回跑动。途中，我透过走廊里光滑洁净的玻璃墙，能清晰地看到办公室里其他人都坐在电脑前剪视频或者做设计，只有我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实验仪器，显得格格不入。

技术部分主要由刘老师和他的硕士在做，他也挑了几个本科生参与，但只能算打杂，碰不到核心技术。如之前所说，学生的创业项目一般都是拿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所以很多项目可以借用对应的实验室，但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物化实验，都是在一个“创业谷”2层的办公室里完成的。那个“创业谷”离我们校区只有几分钟的距离，由本地人力社保局管理，相当于地方政府牵头成立的创业孵化基地，给初创公司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以期望能带动整个大片区的经济发展。

去年寒假，我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的技术部分，发现目前一篇实质性的论文都没有，全部都是专利，而且20来项专利中只有3个是发明专利。

这次吵架后，我发现我与林央的感情正在不断被耗损，她对我的爱好像慢慢消退了。不过，我并没让她退出“挑战杯”以及后续的“互联网+”，她的工作几乎都被我揽了过来，我想挽回她。

之后，我俩大吵了一架，冷战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心底也早已厌倦了所做的一切，我很清楚这些东西根本不属于我，我本想拿参与这个项目的经历做为跳板，但却被荣誉迷了眼。

林央又劝我：“我刚遇到你时，这些都是你的加分项，但现在看来，它们只会拖累我们的情绪。关于这个项目的意义和你我的关系，你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

“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那些荣誉，我不喜欢做这些事情。一开始坚持做，只是因为是被你拉进来的，我不想给你丢脸。”林央说。

直到2021年底，林央说她累了，说这些反反复复的工作让她完全得不到什么成长。我也很心累，不服气地指责她加入后只有刚开始忙了一阵子，那时确实辛苦，可如今她做了“小挑（即挑战杯）”负责人，反而主要工作都是我在帮她做。

竞赛、学、生活之间的界限根本拉不开。虽然我会尽量让自己不缺课，完成好作业，实在不行就找队友帮忙应付，有时候只能抄作业。林央也差不多，加之我俩本身有心理疾病，情绪异常敏感，很多时候我俩会因为项目吵架——大多都是毫无意义的内容、没有营养的噱头。

林央进组之后，说这下终于能跟我完全感同身受了。殊不知，我那时又一次走到崩溃边缘，每一天，那些层出不穷的需求会占满我的时间，我根本不可能停下来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备赛战线极长，期间我们要参加必要的培训、修改提交资料、参与答辩，以及应对突发状况和其他琐事。

我们两次大赛参加的都是本科生创意组——初创组什么的，各路大神齐聚，我们打不过。通常，“互联网+”大赛是3月提交材料，6月初举行校赛决赛答辩，7月底市赛，9月底国赛。“挑战杯”是11月提交资料，次年3月校赛决赛答辩，接着也有省赛，全国决赛。奖金的话，像2022年“互联网+”，1万出头，比赛官网写的是指导老师和学生一半一半，但刘老师赛前一个月就通知只能分给我们1/8。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由教育部与政府、各大高校共同主办的赛事，“高校主赛道”包括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此外还有什么“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职教”赛道。“高教主赛道”又分为本科生创意组、研究生创意组、初创组、成长组、师生共创组5个组别。本科生、研究生创意组的参赛项目以学生个人身份参加，不能由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参加比赛；初创组得以企业法人身份参加，可以拿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成长组则在初创组的基础上要求获得过大于等于2轮的融资才行。

除了以上两条线的比赛，我们还要参加各种创业孵化基地、平台的社会性质的比赛，这些场合鱼龙混杂，不会像上面那些比赛只限定学生和教师。

大学生的创业比赛里，一般国创（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市创（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SRTP（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是“主线”，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I CAN（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是“副线”。不管哪条线，前期申报材料、网评，项目通过之后的路演答辩，都是相通的。当然，在保研加分上，也都是通常要排名团队前三或者前五。

这次招募，我存了私心，在岗位需求中加了一个做小程序的岗位。这是为林央专门加的，我想借此机会在来年“互联网+”大赛的市赛决赛之前将她拉进来，之后我俩好携手参加后续的创业比赛和“国创”训练项目。

通常，学校参加这类创新创业比赛的同学，都是各个学院的年级前几名，学有余力想再给简历添几笔。我虽然只是跟着他们磨PPT，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自己的认知，了解了一些其他专业的情况，甚至能在某些想法上建立交集——工科各个专业本身联系紧密，只要有人愿意提点，触类旁通。

无论是打比赛，还是导师请的熟人教授、科技馆的渠道商、种子基金投资人，不管他们对项目实质了解多少，都可以对PPT和商业计划书指手画脚，我们往往需要花至少半天的时间和刘老师一起开会讨论调整答辩策略和修改PPT文案。导师特别喜欢约上一大群认识、不认识的人一起开会，将学生团队和社会上的人拉在一起，显摆他“人脉广”。

我自告奋勇地担任了修改PPT的工作，同期进来的一个学姐主要负责商业计划书的修改和部分的答辩，另一个学姐做的事情也是大差不差。

之后的比赛中，没有了学姐学长，我和刚进来的2个伙伴不得不像无头苍蝇一样，尽最大努力想出善意的谎言去应付评委们诸如“你们的市场意义在哪里”、“细分市场属于哪个领域”、“有对标的竞品吗”、“技术门槛足够吗”等等问题。

这些订单其实我们心里都没底：答辩之前，拥有这个项目技术专利的刘老师（即我们的指导老师）就毛毛地为我们上了几个小时的课，我们只能临时背熟了上一届学姐留下的稿子，随机应变。我们对项目了解得太少，也无法深入阐述某些具体操作和细节。3个评委互相打了个眼神，面容冷峻，我知道他们对我们的答辩和项目都不太满意。

“原产品系列主要针对B端（企业用户商家），这类客户每年都有固定需求。我们已经与陕西省的一个高校签订了70万的合同，和国家级科技馆签订了40万的合同。绘板系列则面向C端（个人消费者），走潮玩路线，并打算在今年下半年量产。”我继续回复道。

在我看来，这个画板颇像小时候用吸铁石在沙堆里吸铁砂的游戏。评委们自然也不傻，皱着眉头，一脸不屑：“那你们产品的技术优势在哪儿呢，我看不出来。”

我们一起去答辩的3个人瞬间凝住，幸好我脑子一转，信口说：“今年我们在技术和应用上做了相应的创新，推出了‘画板’系列，这个画板也用上了高新材料，售价仅300元，准备以此打开低端市场的入口。”

但并不是每次答辩的评委都很友好。去年6月，我第一次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校赛答辩，评委就毫不客气，严肃质疑：“你们这个项目已经参加了好几年，为什么今年还要来呢？”

几场答辩之后，我就晓得这项目的本质了。很明显，这些答辩路演只不过是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部分而已，美名其曰“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实际上，学生都是打杂的，也没有工资。可我当时已经对纯体力劳动的工作十分厌烦，只想干一点对得起学历的事情，希望用技术建立竞争壁垒，踩着别人的肩膀登上我想要的位置——而那些荣誉也可以在学校的综合奖学金评定上、保研上加分，为未来求职添上有用的一笔。

看我渐渐上路后，招募我的学姐便说，团队里这批成员马上大四了，现在项目需要一个传承——即交接。“传承”过程很简单，学长学姐带着我们这批3个新人见了个面，吃饭时交代了些工作，后来我再问问题，他们都答得很模糊。

2021年5月，甫一正式“工作”，我就被安排去答辩。最开始的两场比赛评委都很友好，问的问题都很基础，我也渐渐触摸到了一些灰色地带——参赛的众多大学生创业项目，都是由该校老师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只是为了应付比赛才包装成学生的东西，我参加的项目也是如此。

跟林央在一起之后，状态稍好，我便全身心投入了之前在“寒假创业训练营”加入的一个“互联网+”团队，他们的核心技术是利用一种高新材料做电子仪器和玩具周边，市场领域大类属于电子消费和文创，像我这样的本科生，在此类项目里能做的就是改PPT、答辩打比赛。学校里的“互联网+”创业团队很多，不仅仅是为了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也是赶当下趋势。

当时，我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撑着去了。林央长得很好看，长发披肩，眼睛极有神。她坐在我身旁，我看着她手里的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她问我还想休学吗？我说不确定，如果能找到值得挂念的事物的话。

这个女孩叫林央，我们学校环境学院的，曾因“双相（情感障碍）”休学1年，现在跟我同级。刚开始我只是问问题，聊着聊着发现我俩的编程课在一起，之后我逐渐敞开心扉，她赞叹我经历丰富，人也很有趣，想要见一面。

大一下学期的课程比上学期难得多，我的期中考试成绩惨不忍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撑不住了，特别想休学，就在网上查找关于休学的事宜，因此加了一个女孩。她对这些很熟稔，告诉我：现在刚过了半学期还能休学，成绩下次重新计算；休学最少1年，最多2年；休学必须要医院精神科开诊断书，如果没有切实的证明材料，辅导员只会对你做很多的心理疏导工作。她还提醒我说：“因抑郁症休学再复学很麻烦的，上面的领导不想你在学校里出事，会让你在各个医院做很多量表，必须足够证明你的心理是健康的（才行）。”

我愈发懒得说话，每天躺在床上啥事也不想做。直到在网上偶然瞟到抑郁症的文章，才恍然大悟。镜子里的我呆滞无神，头顶黑色头发长出来了大半，一气之下，我把烫了5个月黄色卷毛全部剪掉，也把英哥拉黑了。

这次“二手书”生意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开始每晚睡不着觉，上课听不进去，看书看不进去，常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开学3个月了，我仍旧耿耿于怀，辛苦了一个寒假，生意就这样说没就没？我给阿尧讲，他安慰我：“你应该从我的经历中汲取教训，我早就说过跟所谓的‘兄弟’合作要慎重。”

但他给我造成的麻烦事情在等着我，除去那些已经确定被私吞的订单，“旧手”还有8个订单，无法与书商按之前谈好的价格出货。我绞尽脑汁，先从认识的学长学姐那里收书，数量还不够，迫于无奈，只得拉下脸去寝室楼一间一间地敲门问不认识的学长学姐。

等英哥再次出现，带来的是过河拆桥的老戏码——那个得到货源之后，立马把他拉黑了。当然，我对他的说辞也是将信将疑——那段时间他总是老早就出门，说自己在市里另一条街当补老师，还拿了一套小学奥数教材给我看，可后来我偶然路过那条街，发现一个培训机构都没有。联想到他最开始说事成之后分我3万，后来又说开学之后把我的房子作为“创业基地”，我猜英哥也许跟那个是一伙的，只把我当作免费劳动力，或者只是编理由蹭睡觉的地方。

英哥却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初创团队”，不应该中途散伙，半是打感情牌，半是央求，要我一定要陪着他找货源。我服软了，想着寒假已经过去大半，毕竟已经做了这么多事，不如就继续做到底。我们花了3天时间在老校区附近转悠，四处观察打听大学生二手书货源的信息，最终给英哥的上线推了两家。

我已经隐约觉得这事情不太靠谱——以前我追问生意细节时，他总是让我“不要着急”，除了发问卷确定订单，再问就是“以后再准备”。于是举着手机，对着空气摆了摆手，准备止损：“虽然我过年没有事情，但我确实想休息。”

问卷发完后不久就是2021年春节，我回家后，父母担心地说我看上去很憔悴，曾经帅酷自信的“黄毛rapper”，现在蔫嗒嗒的。我心知肚明，知道自己很久都没有创作写词的欲望了。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如法炮制，编辑了文案，在年级群里先打感情牌，说我们“旧手”是大学生创业团队，请大家支持，然后又根据下学期的书单在“问卷星”上制作了一份订单需求问卷，统计书名和相应数量的需求，还有个人收货信息，做完就发在了年级群里。

我问英哥接下来要怎么做，他这才叫我赶紧也发个问卷，我又一次担心拿不到货源把自己名声搞臭了。英哥却风轻云淡：“以后会告诉你的。要相信我，兄弟，想想你已经做了这么多天了。”

“书多多”是我们学校已经办了好几年的一个二手书平台，他们有相对成熟的小程序，也有正规的工作人员。我有点丧气，“书多多”体系完善，口碑也不错，而英哥找我搭的草台班子，胡乱编了个品牌叫“旧手”，就想同这样的对手竞争，抢食为数不多的校内学生市场，那同学们肯定更愿意买对手的账——至于校外的资源，“书多多”都没能做出去，更别说我们这些后来的。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们学院年级群里出现了“订书”的消息，便赶紧跟英哥说了，他沉思了一下回我：“这是竞争对手‘书多多’把业务做到你们学院来了。”

白天我要去寒假工机构当“答疑老师”，回到家往往都晚上10点半了，每次都看见英哥坐在椅子上打游戏，还要拉我“一起放松放松”。我还惦记着二手书的生意，他却搪塞：“这段时间干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我的质询被他打了一顿太极，接着他又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了一张收款5000元的截图说：“我就做了几单生意，轻松赚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然后拍拍我肩膀：“我们几个都觉得，你上了大学变化最大。他们要么保持高中的状态，继续做题，要么抗拒新鲜事物，变得畏畏缩缩。只有你搞说唱，又当年级长，混得风生水起——好好弄，等你出歌了，兄弟出钱给你拍那种很拽很Flexing（流行于嘻哈圈中，有爱炫、炫富之意）的MV。”

回到我的公寓，他才说自己做的是二手书生意，之前有过上万的订单。业务流程并不繁杂：先确定同学们所需要的书名和数量，再与“货源”谈价，确定后下单运送，货到后通知同学们领书。他打包票说这生意简单又好赚，他已经确定了他们学院的订单，问我要不要也在我们学院复制一把。我问起货源和成本的问题，他一脸自信地说“货源不着急”，过几天便能给我消息，至于本钱，他先帮我垫付。

我去学校北门，半个小时后看到了穿着军绿色冲锋衣、留着短发的英哥，他的脸庞已褪去了高中时的青涩，一派神神秘秘的样子。见面后他就着急去寝室抱被子，至于他在搞什么创业项目，他一直遛我回了公寓才说。路上聊天时，我发现他现在对钱异常执着，挂在嘴边的尽是“没钱就是屌丝”“跟学历没有关系，只有钱才能赢来尊重”，已经不再是高中那个只爱打篮球的男孩了。

他先是寒暄，问我说唱搞得怎么样，又说辅导员不同意他寒假留校，问我有没有让他“搭伙”的地方——大一上学期我住学校寝室，后来一直想出来住，磨了很久，父母才答应先让我寒假在学校北门外商业街的自家房子独自住一下，感觉能否适应，看来是被他知道了。一通东拉西扯，我才在他的一堆废话中抓到“创业”两个字——尽管他没说清楚，但我心一热，就答应让他先过来住。

我说自己最近刚参加完学校的“寒假创业训练营”，虽然是围绕着大学生创业比赛转，不过也确实学了点东西，“什么股权结构啊，商业模式，我还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阿尧又立马用他的经历，给我泼了几瓢冷水。

我和阿尧是在大学认识的，都对音乐非常感兴趣，经常一起来奶茶店，算这家店元老级的客户了。奶茶店经营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几个“元老”还和老板一起讨论过运营策略，分析当周人气、销量，要不要策划活动。时间长了，说唱的本事没长多少，倒是对开店创业有了一番认识。

奶茶加说唱这不伦不类的搭配，源自老板对说唱的执念。他的法子太过新颖，愿意买单的人很少，加上无力邀请说唱圈的“大腕”来巡演热场，开着开着，奶茶店便转型酒吧了。跟老板混熟之后，他向我们坦承，第一次创业，没有经验，只是觉得“喝奶茶才能安静地听说唱”，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用阿尧的话说，“这家店定位不清楚”。

人生中第一次实际接触到“创业”的概念，是大学城里一间奶茶店老板请我去做说唱歌手——作为小镇做题家，我靠着高中三年老实本分的学才考上这所排名不错的985高校，对说唱的爱好经过压抑之后彻底释放了，跟着学校里说唱社的同学开始“混圈”。

我努力“鸡”自己，一定要比“优异生”做得更好。哪怕老早就发现本科生创业很“水”的事实，老师PUA的苗头，比赛中各种不成文的潜规则，也舍不得退出，结果就是专业课荒废、保研滑铁卢、抑郁症加重。

搞创业，说得理想一点，是为了开拓眼界——我学的是工科，上的很多专业课都落伍了，而在创业团队里，我可以和不同专业的同学交流讨论，这是在专业课里很难获得的体验；说得功利一些，我十分迷恋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国家级、省级、市级的证书上，它们能够为我的期末成绩加上不错的分数，拿到“综合排名前3%”的人才能拿到的甲等奖学金，且只要保证自己排名位置处于“团队前三”，保研还能加分。

今年8月，我为期一年多的“创业”算是画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基本上想拿的奖项都拿到了——但我也彻底准备和“创业”两个字说再见了。

她明白，走入职场、走进“大人的世界”，又有一套新的游戏规则，对“人生赢家”有了新的评判标准和衡量尺度。但这一次，她不想再把自己放置在任何竞技规则之中，她想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规则。

尽管周围很多人劝她考研，但严嘉萱最终选择去北京的一家媒体工作。她已经厌倦了校园里对于“优秀”的评价标准，“如果我真的关心具体的人，就应该去真实的世界看看。”

大四那年，她加入了吉他社团，和朋友们组乐队演出；她还加入了脱口秀社团——在此之前，严嘉萱从没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爱好。她和男友分了手，尽管在她爸爸看来男友一表人才，但严嘉萱觉得他“就像韩国电影《寄生虫》里那些上流人士一样，精致又伪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让我保不上研，可能是上天对我提出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要用我的行动去解答它。”想在研究生阶段转读教育学的她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反思“小镇做题家”这个身份：“从小到大的生活模式就是一周一小考、两周一大考，不断的阶段性目标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所以不论做什么，我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一旦失去目标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但不知道如何去处理闲暇、如何享受自由，所以都是一边焦虑一边愧疚一边摆烂。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生活本身才是我最应该珍视的目标。”

严嘉萱则用疯狂看韩剧来疗愈，韩剧《鬼怪》里的一句话让她潸然泪下：“神没有安排任何人的命运。你生活所遇到的问题，只是神向你提出的问题，而你的行动本身就是解答。”

保研失败后，陈梦涵尝试去找工作，还去参加了国考市考，最终通过考研上岸。短暂的求职经历让她明白，要是想考上公务员，必须要有当班干部的经历、要获得优秀班干部的奖项、必须要是党员；要是想进大厂工作，就要多积攒实经验，抱紧实期间领导的大腿，争取内推。陈梦涵开始计划着在新的人生阶段，如何开启新一轮的“集龙珠”游戏。

在某985高校读冷门文科专业的陈梦涵也受到了保研政策调整的影响。院系回应说因为国家强调更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所以加大了学年论文成果的权重，“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实隐晦的含义就是看谁更能经营和老师之间的关系。”以一名之差落败的她也去找学院申诉，“他们甚至直接承认今年系里的保研政策是有问题，明年会改回来，但今年就这么着了。”因为频繁地去和老师面谈，校内BBS开始流传，说某院系女生每天去找教务老师哭诉哀求一个保研名额的故事。

保研失败让当时的张妍极度痛苦，室友们轮流陪了她好几天，担心她因为想不开出现意外。因为情绪起伏太大，她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但这也让她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热爱学和科研，“我只是害怕失败，接受不了考不好、接受不了保不上研、接受不了自己不是最优秀的”。她最终决定去一家企业做管培生，她觉得这次失败教会她比得到一个保研名额重要得多的事情：如何善待自己，如何真正地爱自己。

张妍同样因为保研政策调整而落败。在出保研名单的前几天，学校突然通知会议论文的加分取消、只有期刊论文能够加分——这导致她花了好几千块钱投递的那篇会议论文变得毫无用处。“可能学校也觉得我们双非本科生写不出什么高水平论文来吧”，张妍无奈地说，如果提前一个学期学校通知政策调整，她还可以再冲一冲竞赛加分。可提前几天通知，她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并且因为她的持续投诉，受惠于新政策而榜上有名的保研生对她群起而攻，她的防御方式就是在班级中更加沉默疏离，“反正大四了，大家各干各的，毕业后就彻底相忘于江湖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严嘉萱有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但她还是无法接受三年多的努力全部落空，回到学校后，她找遍了学院教务、副院长、院长甚至投递了校长信箱，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为自己换来一丝转机，但“学校像踢皮球一样把责任推给各个部门”，她最终没能争取来自己想要的结果。

大三暑假，还在河南老家的严嘉萱得知了她保研失败的消息——就在这一年，教育部修改了直属高校的保研规则。按照新规，从大一就参与科研创新类竞赛的严嘉萱只能挑选所获荣誉中最高的一项去加分，而不能将连续三年的科研荣誉全部加分。这导致她以两名之差无缘保研。

严重的失眠和焦虑让严嘉萱长期晨昏颠倒、精神恍惚，行动力下降。大三下学期，当所有课程考试结束之后，她的痛苦达到了极点，因为所有可以努力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发力的机会，剩下的只是被动等待一个未知的结果。自杀的念头再次浮出脑海，严嘉萱主动去看了心理医生，她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看到诊断结果，她马上像逃生一样收拾东西回了老家，逃离了被她看作内卷中心的学校。

回到学校，严嘉萱开始重度失眠。她质疑保研的意义，但做题家的惯性又无法让她彻底放弃。她整夜整夜地失眠，但到了白天，又没有能量从床上下去，因为一旦清醒，就要面对一个被精准量化的世界：课程的绩点、论文的等级、竞赛的奖项、志愿服务的工时、社会实践的荣誉，学校里所推崇的“人生赢家”，甚至连身材外貌、恋爱对象都要完美。从床上下来后的每一天，她都要奋力去满足这所有的评价标准，最终让自己抵达理想的彼岸——保研。但她心里分明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二的时候，疫情暴发了。严嘉萱在家里上了一个学期网课，那个学期期末，学校把考核标准从线下考试改成了线上提交课程论文，而写论文的那段时间，严嘉萱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在过去，她所得的所有学技能都是熟稔地掌握某些知识，然后用它来完美无缺地满足某种客观评价标准：比如把考试范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在考场上奋笔疾书。但写论文不是这样，她无法揣摩老师的评价标准，不知自己的选题和写作是否投其所好。她甚至怀疑自己写下的所有东西都毫无意义，她想到如果读研，那还需要再花上三年时间去写这些东西。第一次，她开始质疑自己是否适合读研，以及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

为了不让自己自杀，她拿起手边的美工刀去割桌上的橘子皮，切割的畅快感让她觉得解压。接着，鬼使神差地，她把美工刀伸向了自己的手臂。

有一年元旦前后，她和几个朋友创业卖学校的文创周边，订单配送出现了问题，需要他们解决很多非常琐碎的事情，又正好赶到期末考试季，严嘉萱觉得压力全部向她涌来。一个阴沉的黄昏，她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着班级群里刚发布的考试安排，感觉头皮发麻、全身不停颤抖，那时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从楼上跳下去，摆脱现在的一切。

大学生活相较高中清闲太多，没了一个月一次的阶段性模考，严嘉萱觉得平时的生活虚无又空洞；但这四年又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保研，而每一学期的期末考试，都会左右这个最终的结果。因此，每个学期末她都会特别暴躁易怒。

她对思政类课程毫无兴趣，也无法参与一些表面光鲜的“社会实践”项目，但又会面临强烈的自我审判：她仿佛幻化成两个自我，一个在谴责自己总是躲在“小镇做题家”的舒适区里，丝毫不敢挑战和克服自身局限性；另一个又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自由有权力做真正认可的事情。在这种反复拉扯中，严嘉萱筋疲力竭。

“保研失败给我的教训就是，首先身边的人都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其次，做人还是要社会一些，要和老师多多沟通来获得一手信息。如果你想要达成这样一个结果，就要学着功利一些。”陈梦涵说。

但到了最后时刻，陈梦涵所在学院修改了保研政策，她原本的一个省级竞赛奖项被取消了加分，最终以两名之差没有保上。她和另外一些失败的同学去质问学院老师为什么临时调整政策而不提前通知，老师烦躁地回复，谁说没有提前通知？不是让那谁跟你们几个保研圈的人说了吗？陈梦涵这才意识到，和她一起参加暑期保研夏令营的“那谁”、她视为推心置腹的好友的“那谁”，原来早就知道保研政策调整的消息，只是一直没有告诉她。

为了成功保研，陈梦涵的大学生活基本都是在上课、泡图书馆。因为怕耽误时间，她没有参与任何社团活动。对于自己的专业，她说不上热爱，仅仅是不反感而已，“我想读研就是因为想提升自己的学历，以后在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对于学术的追求，根本谈不上。”

刚刚从某985高校毕业的陈梦涵，见证了班级里的前三年形影不离的两个女生，因为争夺一个保研名额而分道扬镳、相互诋毁。她记得，大二那年，疫情暴发了。那年的毕业季，似乎所有信息都在渲染疫情之下极端严峻的就业形势，以及考公考研人数再创新高，出国读书也变得遥不可及。保研，成为他们这一届学子毕业出路的最优解。

这种暗中较量的敌意如果不被约束，就会演化为彼此伤害的阴暗行径。就读于某著名211院校的乔婷透露说，他们学院某个班级绩点排名第一的学生，利用某专业课收作业的职务之便，肆意篡改全班其他几个有保研资格同学的作业，以便让自己获得更为稳妥的优势。事情败露后，其他几位学生联名向学校检举，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是，一定要剥夺这个人的保研资格。这一事件后来在某社交媒体上发酵，引起轩然大波。许多网友在下面竞相分享本班同学为了保研伤害他人的做法：侵入校园网修改竞争对手的实验课成绩、学委员故意给全班传达错误的考试范围、奖学金民主选举作弊等等。

这种现象也并不罕见。在张妍所在的学校，到了大二，班级里入围“保研圈”的几个人开始崭露头角，相互打探对方参加了什么竞赛、有没有什么科研项目。张妍也会时常登录各类竞赛的官网，搜索班级里几个竞争对手的名字，看他们有没有获奖；再按照保研细则计算出他们的加分，确认自己的排名。到了大三，这场没有硝烟的漫长战事愈发激烈，她发现“保研圈”的几个人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彼此冷漠地擦身而过。大三暑假，她和同班一个女生都入围了北京某高校举办的保研夏令营，她们没有联络对方，各自从学校来到北京。开营仪式当天，张妍走上前去问那个女生，分酒店的时候要不要住在同一间。对方不置可否地微微笑了笑，转过身去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攀谈起来。

因为保研名额的竞争，严嘉萱觉得，大学四年，同班同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比较疏离。跟她关系最好的除了男友，就是上一级的某位学长——学长保研去了她心仪的专业，可以传授给她详尽的保研攻略。

大一下学期，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男友的父母都是另一所大学的教授。她发现男友暑期可以随意去到任何一个他想去的实验室实；参加各类学术竞赛，带队老师也总会跟男友的父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师生关系。这些在严嘉萱看来遥不可及的资源，男友全都唾手可得。那时她逐渐明白，这场名为“保研”的游戏，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站在完全不同的起点。

虽然严嘉萱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但她依旧为此焦虑。如果单纯看专业课成绩，她几乎可以达到满绩；但算上思政类课程以及各类加分，她只能排到班级30%左右，徘徊在保研线的边缘。

大三那年，张妍花了几千块钱“版面费”，通过中介在某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按照往年的保研规则，她可以得到一分的加分——这一分，就足以让她超越十几个人。而从大二开始，刘念就频繁地参加各式竞赛：演讲比赛、礼仪之星大赛、“互联网+”创意策划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全国数学竞赛……但始终没能获得一个可以保研加分的成绩。直到上交保研材料的前几天，老师告知她所参与的某节能减排方案竞赛获得了全国三等奖，这个级别的荣誉可以获得的加分，让她从保研边缘人一跃成为学院前五名。

几乎所有人都使尽浑身解数抬高自己的成绩，所以很多专业，几十个人，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可能只有5分以内的差距。要想拉开分差赢得那仅有的几个保研名额，需要在科研论文、各类竞赛、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等方面都有所斩获，像集龙珠一样集齐所有的荣誉，最终召唤出一个保研名额。

她能抓住的，就是成绩。在距离期末考试还有一个月的时候，她就着手开始复，每一门课程她都至少背诵四遍，确保万无一失，“如果有一门3学分的专业课考差了，可能就和保研彻底绝缘了”。张妍就曾有一门专业课的成绩遭遇滑铁卢，这让她剩下的大学时光全用来亡羊补牢。大二那年，她因为忙于志愿服务社团的工作，一门4学分的“大学物理”只考了七十多分。本来绩点领先的她被拉低了0.3分，不得不抓住之后的每一次考试“填坑”。

“我希望老师给我高分是因为欣赏我的学业表现，而并不是因为我刻意去和老师搞好关系。”她质疑这种竞争方式的公平性，也同样质疑通过所谓“社会实践”换得保研加分的行为，“在我看来那种东西就是随便立个项，然后做个花里胡哨的PPT、项目书放上去，大家心知肚明——老师知道你是为了啥，你自己心里更清楚，我觉得这种东西很没有意义。”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地让老师认识自己。严嘉萱刚刚跻身沪上名校，面对光怪陆离的大城市，内心充满了自卑与畏惧。她像是得了“潮人恐惧症”，看到校园里打扮入时的同学，不由得敬而远之。她不敢和老师互动，只好埋头把作业完成得更加精致，把每一科期末考试范围内的题背得更加滚瓜烂熟。

但张妍最终以0.01分的差距与保研名额失之交臂后，有同学对她说，有些水课她完全不必如此大费周折，大可以直接对授课老师说，“我要保研，请您把分数打高一些”。

同样就读于某双非一本的张妍总结了几点和老师熟络的办法：首先，类似于“思修”这样公认的水课，大家的上课态度普遍比较消极，会坐在教室后面玩手机或者做别的科目作业；而她总是坐在第一排，和老师眼神交流、积极互动——虽然这些课程在某种意义上毫无价值，但它们却是占了三到四个学分的必修课。除此之外，她会积极地担任各科课代表，因为这是大学里和授课老师接触最频繁的角色。如果没能成为课代表，她就在下课后围住老师问问题，但大学里教的知识都太简单了，根本没什么好问的。更多时候，她需要花费心思去“制造”一些看上去动了脑子、还有点儿难度的问题，虽然她对这些所谓问题的答案丝毫不感兴趣。

作业字数的内卷普遍存在于可以保研的各大高校中的各个专业——毕竟这是最容易仿效也最易于操作的抬高“印象分”的方法。在某双非一本读本科的刘念透露，同学们会把五千字“卷”到八千字、一万字、一万五千字，绞尽脑汁去拼凑对一个简单问题的长篇大论。字数抵达极限后，大家又开始寻求“形式上的创新”。最终刘念想到了一个可以脱颖而出的方法：在上交的每份作业后面附上自己的查重报告，以证明这一万多字都是自己的原创开一家化妆品加盟店要多少钱，而非复制粘贴。

她也从学长那里了解到，对人文社科类学生来说，每门课程的阅读报告、期中期末论文对最终的成绩有多重要。于是，从第一门课程开始，她都会在作业上交周期的第一天提交作业，如果是五千字的作业，她会写到八千字，还会贴心地附上目录、注释、参考文献、页眉页脚。虽然作业内容，仅仅是某本书的读后感；但形式上的郑重其事，能向老师们直观展现她有多么精益求精。

按照她的规划，她在大一就加入了一个学长组建的科研团队“抱大腿”——帮忙做些议程记录、打印资料之类的琐事，从而在最终成型的论文上挂上了自己的名字，拿到了第一个竞赛加分。

高考完的那个暑假，严嘉萱搜集了几乎全县所有985学子们关于“保研”的建议，初步明白了保研规则“分看考试成绩和竞赛科研两个方面”。大一入学没多久，她就从校园网上下载了学院这一年度的保研细则，条分缕析地研究了各科绩点的具体算法、科研竞赛的加分规则、加权总成绩的排名方式。而每年的保研细则，也成了严嘉萱前三年大学生活中的行动指南。

尽管这是一场贯穿大学前三年的漫长战役，但胜出者无需面对三四百万人报名、淘汰率高达85%的考研竞争，以及一年一度的“史上最难就业季”。因此，获得一个保研名额，日趋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最佳出路。

保研，全称为“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一般每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在大四学生中进行筛选，规则制定和操作权由各校掌握。全国仅有十分之一的高校有保研的资格，清北两所顶尖高校的保研率在50%左右，其余985高校的保研率基本在15%—30%之间，而双非一本的保研率仅在3%左右。

严嘉萱自称是个标准“小镇做题家”。18岁之前河南农村小伙外出创业被骗，她生活在河南一座距离市区两个多小时车程的县城里，县中每隔一两年会有一两个学生考入985高校。彼时，她刚刚收到上海一所知名学府的录取通知书，但没有想象中开心——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做题、考试、复的循环中打转，最终换来一个还不错的结果。没有意外、没有惊喜，一切都平淡得近乎无聊，她需要给自己即将开始的崭新人生寻找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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