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代的洪流也好，是地域的特征也罢，总之，他们在某一段历史中出现过，他们代表着某一代人的梦想，或者说，他们代表的，是普罗大众的追求。

在温州，几个曾经的“浙江村人”出现在镜头里，他们已年近花甲，述说的都是近日的烦忧，多是经济上的。如若无人提起，怕是无从知晓他们就是这本书里的人物，是曾经叱咤在浙江村的大人物。

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又重新看了许知远对项飙老师的采访。两人坐在温州码头，聊着当下时代的年轻人，内卷、附近的消失，项飙老师说他本人是有轻微自闭症的，没想到却做了人类学家。许知远要了一杯威士忌，项飙脱口而出：“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

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许脸上的笑容。几十年过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敢作敢为的牟其中勇气依然留存，只是时光多少给了他一些柔软，或许他自认为还有无限可能，可为何在听说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平稳而每日五点起来跑步时这样让人唏嘘。

在北京做啥小生意好挣钱

意外的是农村小孩创业去哪里好点，在这本书里居然看到了牟其中，一个曾经风靡一时的富豪。第一次知晓他是在《大败局》里，第一次看到真人采访是在《十三邀》里。许知远到他的新公司采访，他指着墙上的地图对许知远说了他的宏图和目标。

这本书的确精彩，人类学专业的人可以从理论上找到根源，亦可以如项飙老师在结尾处自白那样，以他独特的角度切入，不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区别开来。

“浙江村人”敏锐地嗅到了商机，来到人数众多的北京，抢先在市场、交通上取得了便利。接着凭借他们对大众喜好的把握，复制品牌样式，丛布料加工到衣服成形、产品销售全部打通。而且他们肯吃苦耐劳，在万元户稀缺的90年代敢拿出几万块租下摊位，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经历过90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是个充满机遇的时代，而且竞争还没那么激烈。那时大家对时髦有了新的定义，正是服装产业发展的大好时候。

其中原因是靠以亲友圈来监督生意圈的组织方式，使企业需要的管理结构难以生成。我们常听到一句话：不要和亲人或朋友做生意。这句话不无道理。所以关系，一旦触碰了利益就不那么纯粹了。一个企业中如果尽是亲眷朋友关系，谁也不服谁，那么就很难形成有秩序的管理。

“如果问‘浙江村人’这些年他们的人际关系有什么变化，他们的回答常常令人失望：除了朋友比来时多些，亲戚间没像过去那么抱团外无变化。还是那句话：亲眷最好，朋友很重要农村媳妇创业失败视频大全，但最后生意靠自己做。”

其实这里有点像今天的“下沉市场”了，即三线城市及县、镇地区。这样的地区虽然消费群体较少，但市场尚未饱和，适合一些低成本低价格的产品销售。

“越是小地方，生意越好做。在成都竞争激烈。我去了涪陵，挂名牌专卖店，今天打个折，明天搞个买三送一。1989年到北京带了3万，到1992年来成都已经有12万，到1997年至少有20万。”

在“浙江村”兴盛时，同样身为温州人的北大学生项飙决定以“浙江村”为研究对象写毕业论文，于是便有了每天往返于学校和“浙江村”的故事。

80年代末，随着经济体制的发展，全国范围内涌现了一帮做生意的人。其中一些浙江温州的人携家带口来到丰台时村、果园村，以裁缝、布料、做衣服为开始，并逐步形成了一条集生产、零售、承包的产业链条。

提到温州，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精明”，“能干”。温州人会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何事开始的，可以从本书窥见一二。

八十年代初开始普通人创业需要做什么，以浙江温州人为主的外地人，陆续来到北京丰台区南苑乡的时村、果园村一带，租住当地居民和农民房屋，在京城经商，久而久之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浙江村”。

“1990年，‘浙江村’一名经营户和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挂上钩，由南德公司接下来自俄罗斯的业务，然后由他在‘浙江村’组织货源。两笔生意赚了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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