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就像滚雪球一样，前期都是选择小规模的投入，等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有了自己的市场之后，再慢慢地扩大规模，步步为营，这样的方式才有可能越来越大。但是有些人，就是想一口吞下一个胖子，结果，事业没做起来，还欠了一屁股账。

以上的案例，80%的预算资金都投入在了基础建设上面，3000平米的养殖大棚，还直接建立了两个，如果他建立1000平米的大棚，前期的投入成本也只需要7万左右，在后面他就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周转，他的公司还是有一定的抗风险能力的。

然而，他对这些一无所知，像一个愣头青一样，不管身边朋友的劝告，一心地把钱花在了青蛙养殖这件事情上，结果不到一年时间，草长得比他人还高。通过他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反映很大一部分人在外省辛辛苦苦打工十几年，选择回乡创业，不到几年的时间，彻底亏损，一朝回到解放前的真实写照。

在农村打工十年回乡创业

但是，有好处总会有坏处，他认为跟公司进行合作的话，自己赚到的钱就比较少，如果自己单干的话，才更有机会发财，出人头地。在他的坚持之下，凑了10块钱来买鸡苗，不到一年的时间，基本上这个项目就凉凉了，原因正是因为他不具备养殖的技术。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鸡的数量是越来越少，最后鸡都养没了。

刚开始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告诉他，让他选择代养的方式来进行养殖，就是跟一些大的，有规模的公司进行合作，由公司负责提供鸡苗、养殖的饲料，还有技术支持，等到鸡养大了，然后公司进行统一的回收。这样的话，他也可以规避掉很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做养殖这个行业，第一就是要有技术，第二就是要有市场，如果选择代养的方式，公司会提供技术支持，加上养大后公司进行统一回收，那他基本上也彻底解决了这两个难题。

鸡苗都还没购进来了，预算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可以说 ，养鸡场连鸡的影子都没见到，老板就没有钱了，通常这个公司也被称为“皮包公司”，只是外表华丽，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他建立的两个大棚，花了差不多20多万，加上每年的5万租金，他的预计投入资金差不多是捉襟见肘了，如果后面在养殖的过程中，只要一旦出现资金困难，那他这个项目基本上就只是凉凉了。

其实，看过我之前文章的朋友，看到这里已经想到，这个贵州的小伙为什么会失败了？没错，就是之前文章中常提到的，绝大多数创业失败者都会犯的错误，而且是非常关键的错误，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创业能不能成功。

来自贵州的精神小伙，在广东已经打工十年了，平时省吃俭用存了差不多30多万存款，满怀期待的回乡创业了。他选择的是养鸡，前期建了两个养鸡的大棚，大概有3000平米的面积，一个大棚面积大概1500平米。

十年打工一场空，年年打工年年穷，这应该是绝大多数打工人最真实的心声，每个月领着几千块的工资，感觉生活没有奔头，看不到希望，所以总是梦想着能回乡创业，干一番大事，成功了才能出人头地。但是，回乡创业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蒲万林说，去年羊价低迷时，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回头又一想，养殖是有周期的，不论赚还是赔都要坚持，创业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再者细细算来赚的总比赔的多。

买车、扩建羊场，从300只扩增到600只，再从一年育肥出售600只到1000只，蒲万林用短短三年多时间，将养殖规模发展到全村个体养殖规模的“大户”，成为了黄花滩上回乡创业的典范之一。

因为十多年前在星光村时养过羊，蒲万林对养羊信心十足。随着5个月后第一批20只羊赚了钱，蒲万林当即贷款购进300只小羊羔。随着购进、育肥、出售，几个轮次下来，蒲万林赚的盆满钵满。

由于自己的大棚离家较远，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蒲万林将自己的大棚出租，又从村庄附近以每年4000元的价格租来了两个大棚。同时，在政策支持下，她用每只500元的价格，买来了20只羊羔。开始了自己的种植、养殖事业。

2018年秋，蒲万林一家终于回到了家乡，花1万元拿到了富民新村的一个院子，又花几万元取得了一个日光温室大棚和一个羊场。比起在瓜州买房，在国家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蒲万林用极小的代价迎来了价值不菲的资产。这，正是她决心回乡创业的信心所在。

“前两年养羊，赚了钱，但近期羊肉价持续走低，不晓得能不能保本……”话还未完，车子已经到了杨厂门口，蒲万林又急忙钻进羊圈，与已经前来帮忙剪羊毛的几位亲戚一道，熟练地为羊“换装”。

“虽然在瓜州买了房子，但户口还在星光村，十几年里，总觉得自己在漂泊，心里不踏实，没有归属感……”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蒲万林依旧很开心。她说，“国家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没理由不回来努力奋斗。再者，在外边永远是给别人打工，还不如趁这次机会回来，自己创业。”

贫瘠的土地、缺水少雨的气候，让广种薄收的农耕模式在星光村传承了几千年。在山地里，蒲万林夫妻两空有一身力气，却挖不出致富的道路。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蒲万林和丈夫只得扔下孩子、离开家乡，远赴外地打工。

十多年前，蒲万林嫁到古浪县定宁乡星光村，成为星光村的一员。星光村地处古浪县东部山区，蒲万林和丈夫只能靠亩产不过300斤粮食的山地和饲养的几只羊生存，日子举步维艰。

今年，蔬菜价格稳定，一个大棚里的辣椒丰产，另一个大棚里的香瓜苗长势也很喜人。而羊场里，她邀请来的亲戚们，正在帮忙剪羊毛，她得赶回去招呼。

2月23日下午，武威市古浪县黄花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视察”完温室里的辣椒和香瓜苗长势后，蒲万林急匆匆发动车子，赶往羊场。

社会层面，面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侵袭，小镇青年应学会理性对待，不盲目跟风攀比，要量力而行，而政府在当地社会价值观念构建过程中也应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关于这点，已有众多文章谈及，笔者就不再赘述了。

其次，在农民生产能力没能够相应提升的背景下，政府不应盲目推进农民消费升级，比如应避免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在县域以推进县城房地产发展，倒逼农民进行教育城镇化和消费升级。

换言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地区县域社会的主要功能仍是为本地或进城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为参与市场竞争的农民提供退路，降低农民家庭发展的成本，而不是盲目发展房地产，盲目扩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这些行动还会增加县域社会中农民的生活成本，促使一些农民包括小镇青年盲目流动和盲目投资。

对于大部分不具有区位优势或资源优势的中西部县城而言，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很难成为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和经商将会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只是相比产业转移以前，农民进城的距离会相对缩短，进城的成本也有可能因此降低。

产业转移被视为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然而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县城而言，并非如此。从全球产业转移的历史来看，产业转移是呈梯队的，从经济中心逐渐转移到次中心，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又转移到下一个梯队，最终转移到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在一个国家内部，产业转移也遵循相似的路径。

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县域经济生态和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较大转变的情况下，不应该盲目鼓励青年返乡创业。

对于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而言，生产和生活都在乡村社会展开，想要依靠个体的力量摆脱被透支的命运，十分艰难。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能缺位。

城市和市场体系在激发个体不断进行消费和冒险的同时，也在组织和规训个体，不断强化个体的规则意识、积累意识和风险意识。而乡村社会在慢慢城市化、接纳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同时，却没能同样构建起节制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制度、组织或价值体系。

被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结构性力量撕扯的农民，正变得无所是从；原本支撑和引导他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已经逐渐松动。比如传统农业社会中节制和勤劳的一面正在弱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寻找缝隙，逐渐渗透，甚至开始主导着乡村社会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小镇青年往往是最早和最容易被俘获的对象。在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引导下，他们包容甚至放纵自己。

雪上加霜的是，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而言，近十年，资本的渗透和扩张，信息化、基建和物流的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方市场的边界被进一步打破，更多的本地从业者要与全国范围内的经营主体竞争，原本可以本地化的收益也正在被县域外的经营主体所汲取。比如拼多多和社区团购的发展，使得本地超市的经营状况变得越来越差。这意味着本地从业者的收入增速会进一步下降，消费增速也更有可能超过收入增速。

在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的县城，第二产业发展有限，而且以中低端产业为主。比如西加县工业园区就以食品、建材、造纸、林化、药业、服装等10多个系列产品为主导，即使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以传统中低端商服业为主。受剪刀差的影响，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依然是被先发地区汲取的对象，整体而言收少于支。

一线城市的去工业化伴随着现代中高端商服业的充分发展，依然能够实现从国内外其他地区汲取收益的目标，从而实现整体的收大于支。这些城市的从业者可能消费增速快，但收入增速也快。而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属于被汲取的对象。

其实，撇开县域内部的行业差异和阶层差异不谈，县域的经济生态、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整体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是否会被透支及其被透支的程度。

当然，在小镇青年中，也不乏十分勤劳、简朴、更加务实和运气更好的创业者，他们在返乡之后，走上了发财致富之路。但是从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整体创业的环境来看，这样的人是少数，大部分小镇青年都难逃“被透支”的命运。

在赣中地区乡村社会，除了养殖业以外，其他行业中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也有着类似的透支情况，比如返乡做水果生意的、开农庄等等，只是养殖业在风险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上表现得更为极端，养殖户消费升级速度上也表现得更为极端。

此外，河南地区农村家庭间“发展竞争”激烈，消费升级主要集中在购房这类发展属性较强的消费上，纯享受消费比如服装和饮食的升级不具有合理性，会面临村庄社会舆论压力，因此消费升级更加节制。而赣中山区的消费竞争是弥散的，对于农民而言，享受生活和发展都被视为“有面子”的行为，消费升级也更加弥散和全面，缺乏节制。

这与南北方的生活方式差异有一定关系。南方山区物产丰富，人们的危机意识较弱，遵循“重消费轻积累”的生活主义。而北方平原地区，物产相对贫瘠，受干旱等灾害的影响较严重，有较强的危机意识，遵循“重积累轻消费”的传统。

比如，阿远表哥的父亲曾常年在工地打工，每年大概能有六万左右的收入。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母亲在家务农的收入维持两口子的开支没有问题，父亲外出打工的收入基本上都能够存下来。2003年外出务工至今，父母两个人有近40万元的存款，再加上经营一片经济林，十多年下来，也卖了十多万。而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儿女买房、买车和养孩子等，手中的存款已剩不多。

作为一代农民工的父代给予小镇青年的“支持”，成为了小镇青年家庭运转和消费升级的重要支撑。事实上，很多小镇青年“无所作为”的创业期大多与父代务工的黄金期相重合。

长期赊账不还，最终会导致小镇青年在地方社会的“信用破产”。长时间来看，仅仅依靠赊账难以维系不断的消费升级，甚至使得他们连保障家庭基本运转也并不容易。

赊账常态化，看起来提升了小镇青年的消费能力，实际上这一能力却具有虚假性。因为赊账争取到的灵活资金，并没有被小镇青年完全投入到生产中，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更高层级且无法赊账的消费中。

为了补偿赊账和收账的不确定性，销售者会适度地提价以增加利润，其本质是利息。而对于创业的小镇青年而言，为了保证自身有更多的灵活资金可支配，如果能赊账，会尽量赊账，也会选择对赊账消费的适度提价采取包容的态度。

在地方社会中，赊账成为常态。在地方社会市场高度内卷，消费者有赊账需求的情况下，赊账成为了地方社会商业经营主体招揽生意的重要手段。超市经营者、饭店、建筑材料和电器销售者等群体，每年年底的首要任务就是收账。

对于养猪户而言，要么长时间完全没有收入，要么短时间内收入激增。而养猪户可能会因为收入激增而激情消费或冲动消费，比如换一辆更好的车或是换新的手机等。此外，收入的不确定也会强化消费的盲目性，使消费变得无节制、无计划。

此后，为了维系圈子，不仅要和圈子内的人走人情，送的人情钱还要够多。为了减轻负担，也不得不办一些原本不会办的酒席，虽收回了一些人情，伴随而来的是酒席消费的增加。此外，与圈子内的人一起去泡脚和K歌等活动也变得频繁，时间久了，他甚至开始喜欢上这种娱乐活动。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在车贷都快还不上的情况下还往洗浴中心的卡里充了1000元。

比如，阿远表哥的初中同学，在本地是说得上话的“社会精英”，早年在东莞等地开办赌场挣了些钱，在家乡养猪业兴起之后，也开始返乡做起了饲料经销商。在同学的带领下，阿远表哥加入到了他同学的圈子。

问题是，这种看似具有“投资”属性的消费升级不仅会增加小镇青年的消费负担，还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小镇青年也可能在消费升级中沉沦和迷失自我。

对于大多数缺乏社会资本的小镇青年而言，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由经济和社会精英主导的消费场景中，包括和精英们走人情、出入高档的洗浴中心和KTV、消费一些符合精英们需要的“高级服务”，成为常态。

当然，这种关系经营消费很多时候是双向推动的。比如在养殖领域，饲料经销商往往是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在政府部门也有一定的关系。养殖户会主动与他们经营好关系，以确保他们能够赊欠饲料和仔猪、打点养殖场建设审批和环保等问题。在饲料经销商较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饲料经销商也会主动与养殖户经营好关系，以确保更多的养殖户购买自己的饲料。

生活在地方社会的人总是更“讲关系”，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定程度上，关系的经营和运用能力成为了评判创业者实力的重要指标。能否和一些人物搭上线、关系是否长久、关系亲密程度，这些多少决定了创业者的挣钱能力；而关系越长久、越紧密，也意味着创业者为此付出的经济成本越高。

因为在城市体验过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再加上生产过程中缺乏持续稳定的成就感，找刺激成为了返乡创业的小镇青年打发闲暇时间的重要目标，以避免生活变得“寡淡无味”。

就拿作为养殖户的小镇青年来说，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即使是二三产业的从业者，也会因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度和强度有限，工作时间相对较短、强度较弱。比如从事电器销售的电工和粮食烘干厂、制衣厂的老板，他们大多是阶段性或者周期性的繁忙。

在大多数中西部地区，乡村社会工商业发展相对有限，创业以第一产业为主，而第一产业具有强自然属性，劳动时间具有非均质性和不充分性。机械化的发展，又使得很多劳动被机械替代。

消费升级是农村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基本趋势。农民的城市化使得农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城市化；资本对下沉市场的渗透，乡村社会进一步被消费主义裹挟；农村优秀生源和师资不断向城市集中，倒逼农村教育城镇化，农民消费的主体场景从村镇进入到县城；半熟人社会消费竞争变得愈发激烈；等等——这些都是乡村社会消费升级的重要原因。

阿远的表哥，2015年在镇里租房住，2021年全家住进了在县城新买的房子里。家里也有两辆小汽车，一辆20多万的三菱，一辆10多万的别克；自己用的是最新的苹果手机，妻子用的护肤品、化妆品和衣服等也在不断升级。加上房贷，一家四口在县城每月支出为8000元左右。

譬如，2015年以前，阿远姐夫一家住在村里，2015年到镇上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就一直住在镇上，一家四口每月的开销达到3000元。2020年为了解决孩子教育问题，搬到了县城，而在县城一家四口每月的开销至少要5000元。家里有两辆小汽车，一辆是15万左右的哈弗，一辆是10多万的现代。

消费升级主要有以下表现：居住地从村里转移到镇里、县城；车子越开越好，手机根据潮流不断更新迭代；日常消费不断品牌化；网购频率提高；人情消费越来越高；等等。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相比在大城市，在家乡工作和生活的好处是生活成本低。问题是，一系列原因导致乡村社会消费升级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而小镇青年更是消费升级的先行者，消费与生产的倒挂，导致小镇青年“被透支”和“被负债”。

笔者和他们深入交谈后发现，在从事养殖业的过程中，很多养殖户的心态是：虽然亏了钱，但周边有人赚了大钱，自己也期待能大赚一次，不仅能够还债，还有可能发财。

很多养殖户都感慨，要是早一点从养殖业退出，就不会欠这么多债务了。不过，一些养殖户虽长期没有挣钱，但始终不愿意从养猪业退出。这一点，令人费解。

在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之前，在新和镇的养殖户中，80%的人都挣了一些钱，但大部分人挣得并不多。除去养猪场的前期投资（15万元），前文提到的养殖户在2017年以前用四年时间也只挣了12万元，比不上外出务工收入，甚至不够家庭基本开支。而自非洲猪瘟疫情出现之后，80%的人都亏了钱，且金额巨大。

高风险和有限的利润，意味着大多数养殖户实际上很难靠养猪业获得稳定且丰沛的收益。最近几年时息时兴的非洲猪瘟，更是增加了养殖业的不确定性。

猪肉的稳定有序供给，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国家的猪肉储备及对猪肉价格的调控十分必要，避免肉贱伤养殖户、肉贵伤民众生活质量。但国家政策调控多少具有滞后性，再加上养猪业的供给弹性小，中小规模养殖户很难及时调整养殖规模和频次。

众所周知，养猪业是一个具有较高不确定性的行业。这与猪肉这一商品供需关系有关，与养猪业的低门槛和周期性危机有关，还与养殖户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有关。

不过和阿远一样，很多青年去年开始陆续转行了，并下定决心不再养猪。转行的理由也和阿远类似，不是欠下债务就是储蓄不足，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要快速承担起挣钱养家的责任。

2010年左右，是新和镇青年返乡创业的高峰。听闻很多养殖户赚了大钱，而且感觉养殖工作比较轻松自由，不少外出务工的青年因此被吸引，开始返乡创业。

2005年，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成为了江西省农业发展的重点，政府提出了“后劲在畜”的口号。在政府的推动下，再加上猪肉消费需求不断上涨，养猪业在当地得到了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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