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协同发展能力。针对“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的村庄中缺乏个体经营能力的农民以及困难群体，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平台，对其进行组织化带动，提升农民内在的组织能力，将组织化的农民转化成为能够实现互帮互助、丰富闲暇生活、促进乡风文明、完善乡村治理的主体。同时，构建农民群众之间及其与适度引入的外部主体之间的合作化机制，如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各类农村协会的示范带动作用，充分联结与融合乡村内外各种资源和优势，使创业的规模和质量获得扩展和提升，形成乡村振兴更为广泛的协同力量。

第一，激活留守农民的发展动能。以适度农业规模经营为主体、主要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在村庄且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留守农民，是一支重要的本土人才队伍。针对这类人群，可以将其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范围，着力开展技能培训，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本地较丰富的资源、环境和条件，提供必要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激发其自主创业和自我发展动力，将其培养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其三，素质能力融合机制。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县城为关键载体，完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政府、企业、院校和涉农人才的深度融合机制，建立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并举的乡村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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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才制度融合机制。要进一步突破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障碍，为人才要素在城乡社会之间的流动疏通渠道。可以优先从人才群体入手，持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对人才的束缚，并进一步实现城乡之间在人才职称评定体系、人才评价评估体系上的融合。

其一，价值观念融合机制。要进一步打破城市化作为推动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的社会认知，进一步树立乡村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将与城市在融合互补的关系中共同迈向现代化的愿景，强化乡村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功能，以乡愁及其文化样态和精神慰藉为载体重塑乡村的价值体系和认知观念，为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奠定思想认识基础。

第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载体的外源机制。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城乡人口、土地、资本、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有效联结和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城市优质要素尤其是人才资源持续进入乡村，并与乡村的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等有机融合形成乡村振兴的资源禀赋优势，确保与增进农民群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并受益于乡村发展建设红利。这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机制保障：

三是主体能力提升机制。能力建设是乡村人才振兴中的关键一环。鉴于本土人才在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中能力方面的短板和不足，相关部门应把培育乡土人才作为重要任务，与相关行业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农民合作社密切合作，从意识、理念、知识、技术、管理等多个维度切入，形成本土人才培育的有效机制，探寻因地制宜的方案和路径，有计划、多形式地培育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本土人才，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二是主体民主参与机制。积极探索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民主参与机制，充分利用现有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治理机制，针对青年人才善于运用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特点，建立和完善更便捷和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和利益吸纳机制，切实将其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纳入到乡村振兴建设方案中，进而及时落实到乡村振兴建设实践中。只有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被激发起来的农民主体意识才能够得到强化，乡村人力资源的“势能”才会不断转化成为乡村振兴实践的“动能”，本土人才才会不断地在乡村振兴的民主参与中涌现出来。

一是主体意识强化机制。通过搭建有效的教育培训和宣讲交流平台，创新载体、内容和形式，提升教育培训效果和宣讲交流成效，不断强化农民的主体意识，为农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奠定思想与认识基础。在操作层面，可以借鉴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有效机制，如农民夜校、农民讲习所等，激发农民参与和支持乡村振兴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第一，以农民主体性为依托的内生机制。在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全环节、全流程、全领域中，要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主体性的核心是对人的要素及其历史地位和现实角色的高度重视，即将农民看作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过程中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的行动主体。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机制：

当前，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外部输入说”和“内部成长说”。“外部输入说”认为，留守乡村的本土农民思想保守、素质不高，接受新生事物慢且创新意识弱，应当吸引与动员大学生、城市专业型人才等外部人才返乡创业、回流发展，由外而内将其培养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引领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进程。“内部成长说”则与此相反，主张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激活并依托乡村内部而非外来力量和要素，尤其是自愿留在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及其所蕴含的内生性发展动力和能力，应着力留住并培育乡村本土人才。显然，“外部输入说”难以解决外部人才对农村认同度不高、对乡村归属感不强的问题，而“内部成长说”因忽视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轻视了“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而无法将农民能力提升到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高度。

其三，乡村发展与治理中的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两个带头人”工程在脱贫攻坚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与拓展，然而其培育、转化与提升存在不均衡和不顺畅问题。优秀个人、先进事迹等典型示范往往具有独特而关键的引领带动作用，对具体实践工作的推进尤其是应对“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村两委带头人和致富带头人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和“领头雁”，也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和活力的关键力量甚至中坚力量在夜场做什么小生意赚钱，这两类人才在脱贫攻坚时期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彰显和检验。

其二，外来人才要么考虑到城镇与乡村在发展资源、公共服务、生活条件等方面存在差距，导致乡村对其吸引力不足而不愿意入乡，出现“引不来”或“下不来”的境况；要么基于产业链建设、市场网络拓展、利益考量、理想情怀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考虑，运用自身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优势，选择入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专业技术服务或加入乡村治理队伍，不过由于自身的综合考量以及内外部的相关机制、措施和条件不健全不匹配，导致“下得来”“引进来”却因“干不好”“用不好”而“留不住”。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同时，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重仍在提高。2020年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比2010年提高了3.85个百分点，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为2.49亿人，较2010年增加1.06亿人。这些均表明，在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峻。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做好新时代乡村人才工作，必须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才华，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据统计，15岁—39岁的年轻人常住在乡村的比例低于30%，乡村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当前，乡村人才振兴还面临哪些困境？如何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一起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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