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于该产品存在研发周期长，初期冷启动等问题，NGA另辟蹊径找到了「Pet」这一战略路线。而也正是这一支线为主线打下了用户基础，“我们发现，日本的养宠人群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因此和白领以及企业高管高度重合，也就是说，Pet的用户其实也是Hello Boss的目标客群。”
在日本留学，工作后怎么创业？（在日本）中国人日本互联网创业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NGA策划推出「Hello Boss」，将借鉴BOSS直聘、脉脉、企查查等多款产品，集社交、AI匹配、电商、教育等功能模块为一体。
尽管如此，这款名为「Pet」的产品还是在融资后3个月完成了研发，于2021年11月上线。除了社交功能，该产品内置了类似大众点评的系统，支持用户预约宠物医院、美容院、酒店等；商城部分则采取了直采直销的“COSTCO”模式。后续，该产品还将推出收费会员系统，提供不同级别的服务和折扣；以及游戏板块，或与购物积分系统打通。
此外，团队还要跨越中日生活惯的鸿沟，“在日本人看来，手机号是非常隐私的东西，因此他们惯用邮箱或第三方登陆；中国人线下购物也不太要小票，而日本线上购物也需要小票，甚至日本不同政府机关对行政区的格式都不统一，我们需要从0开始去筹备制造各种基础设施。”王沁举例。
但这块“敲门砖”做起来却不太容易，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研发团队，要研发一款面向日本市场的产品，不得不舍弃很多技术上的捷径，比如，“云”要适配AWS，“地图”要适配谷歌，聊天、商城等功能组件也不能使用国内现有的，而是要自主研发。
“日本宠物市场的线下消费基础比较好，而线上移动产品仅涉及个别细分赛道，并且还停留在WEB1.0的PGC时代，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更重要的是，宠物与人的情感链接近年来愈强，当人们愿意为某件事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时，就意味着相关产品可以快速、低成本获客。”
第三次下海，王沁明显准备得更加周全。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带领初创团队20余人，调研了上千款中国APP产品，系统总结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整体发展状况和商业模式。这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他的落地方向——UGC的生活类APP，并以一本《中国移动互联网图鉴》在当地进行了一轮市场教育。
感慨的同时，王沁发现，虽然日本移动互联网渗透率只有24%，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且国家收入水平高、消费者付费惯好，而本土大企业效率低，初创竞争少，是一个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进而萌生了将中国移动互联网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日本的想法。
转折真正发生在2019年，王沁参与的一个项目——与中国一家知名公司合作在日本落地移动产品，以失败告终，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比中国晚了至少10年”。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的同时，王沁也没有放弃外出“打工”。“JCCD成立两年后，团队和业务都已稳定下来，我想要新的挑战了。”正值东京奥运会将至而各种国际化合作激增，他加入了日本三大互联网公司之一的Recruit集团，参与到与美团、支付宝、百度地图等蓬勃发展期的中国移动应用的中日合作中。
彼时，作为二次元文化的故乡，日本盛产文娱内容，相比之下，中国文娱内容不太够看，数量和品质暂时都还无法满足需求。王沁判断，国内之所以还没有大规模外采，大概率是因为价格问题，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预计国内在二次元内容方面的采购需求将逐年增长。
2012年，王沁通过自学考上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部。读到大学三年级，他便卖掉了自己的广告代理业务，转到咨询、风投、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实，却都没能达到预期。“创业带给一个人最自主的环境和最大的可能性，自己的每一个想法和创新，都可以最终传递下去影响很多人。这不是在日本企业可以轻易实现的。”他发现，“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创业”。
半年后，基于曾在国内游戏媒体做编辑以及在国内计算机专业学的见闻，加上对日本广告的认知，王沁做起了广告代理的生意，并独创被业内众多公司沿用至今的“广告+落地页+返现销售捆绑”套餐模式。不过，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太久。
2010年，因小时候立下的“20岁经济独立”的Flag，王沁负债去到日本读书。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他进入一家搬家公司做零工，却渐渐发现赚钱效率太低了，“虽然工资还不错，但是占据了大量本可以用来学的时间”。于是，他开始思考，“有没有既能保证收益又可以学或积累商业经验的方法？”
从中，有人感受到日本相对封闭的环境，也有人意识到当地固化的工业思维创新体系，还有少部分人则看出了暗藏的机会，王沁就是其中一员。在日本生活和工作的10多年间，他感觉“日本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发展比中国晚了至少10年”，利用当地与海外市场发展的“不对等”，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创业，从最初的广告业、到文娱内容领域，这一次他想把中国移动互联网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日本。
“曾经，无数的美国科技专家在日本奔波。当他们惊奇地看到NTT DOCOMO 以及任天堂的无线设备所能提供的功能（及速度）时，都不无羞怯地把自己那相对破旧的手机塞回口袋……”这是摩根士丹利一份报告的开头，描绘了日本在移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盛景，而近些年再提及，却总离不开“错失”“掉队”等形容。
在日本时曾经在这家公司工作过一年，那是公司规模还不大公司全员大约200人左右，中山社长也接触过几次，为人很低调也很平易近人，在此不得不佩服上海人的精明能干，在日本为数不多的稍具规模的中国背景的公司中，这家公司可以说是难得的一股清流。记得还一起打过一次社员高尔夫，当时前一天刚刚下完雨，球场又是在河边，搞得一身泥巴，转眼间已经10年过去了......
中山克成面带笑容地说：“我认为我们公司已优秀地完成了一份小学生的答卷。今后，要不断提升公司水平，更加优秀地做好中学生、大学生的答卷。”
我公司的人今年有3位被这家公司挖，一位3月被挖走，另外一名没被挖走，还有一位技术者2015年在他们秋叶原现场做过两年，这几年了也一直联系要挖走，还好技术者跟我交情好没被挖走。在他现场下面公司都挖，迟早一天我也会挖他家公司几个人。
坦率地说，眼前的中山克成已经是1995年加入日本国籍的华人。他身材的魁梧、国字型的面庞，也让人感受不到他是出生在中国上海的。这种人生异地的融合，让他有了一个企业家独特的经历和眼光，有了一个企业家特殊的胸怀与境界。
挖中国软件人才并吃双方人力资源费的差价来谋取利润的投机商而已！接着，中山克成社长别有深意地说，“这次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公司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过去长期构想的‘在宅上班’成为了一种现实，推助公司进一步减少重资产；人与人见面机会的减少，导致DX系统提升需求的增加，给软件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社会性危机给数据化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我相信，中日两国的IT企业在其中都有新的发展心得，也就给未来深度合作创造了机会。”
没有高中文凭不能去华为打螺丝我们的话题再转到如何看待日本IT行业落后于中国的问题上。中山克成社长眼光独到地指出：“中日两国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在考虑如何应对发展成长社会的国家，日本就是一个在考虑如何应对老龄问题日益严重的国家。在IT 的发展方面，中国侧重的是社会大众层面的服务，日本侧重的是老龄介护层面的服务。看起来是有前有后，实际上是侧重点的不同。与其总是带有偏见性地谈论谁发展谁落后的问题，不如注重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的问题。我之所以在中日两国都开设软件开发公司，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
对日软件外包，夕阳产业了。现在呢，生发于日本的贝斯株式会社，已经在中国上海、无锡也开设了分公司，并且取得了CMMI3认证，荣获“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江苏省重点软件企业”等荣誉称号。
在中国的百度上，记者看到2015年4月一位匿名用户写下的文字：“我是2013年进入这家公司，相对于中国企业，这家公司在薪酬待遇方面显然要好不少。工作地点在东京中央区秋叶原这种宅男圣地也算是非常方便的地区。正社员员工数四百多人，其中日本人和中国人各一半左右，也有韩国人等其他外国人。作为一家日本公司，每年也会招聘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一桥大学等名校应届毕业生。但是因为公司创始人原来是中国出身，所以也会在中国招聘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
如约而行。如愿而成。1997年，中山克成结束自认为在日本公司“学徒”的十年就业生涯，亲手创办了贝斯株式会社，实现了自己“我就是要在日本开设一家软件公司”的梦想。
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记者本人，深知这份就业机会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出人意料的是，中山克成就职伊始，就和日本老板约定，“我只在这个公司干十年。十年以后，我想要独立创业。”
说起来，中山克成的雇佣面试，不是在公司进行的，而是在东京出入国管理局。当“许可”的大印落下时，他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准确地说，那还是一个把在语言学校读书的外国学生歧视性地称为“就学生”，也就是低于留学生一等的学生，在日本企业就职的稀缺人物。
对，中山克成有在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的工作经验，有在日语学校学并掌握日语的技能，而那家日本IT公司就是需要这种掌握中日两国语言、具有软件开发技能的人才。在他们看来，中山克成就是“无法替代的人才”。
在语言学校读书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出路是要考大学、或者是要考专门学校，因为这样才能够继续把在留签证拿下来。中山克成有自己的一技之长，一家IT公司出面，直接给他办工作签证。今天，如果在中国没有接受过16年的学历教育，或者是高中毕业后到日本没有接受过大学4年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是无法在日本企业就职的。当年，只要日本公司出具“无法替代的人才”证明，就可以跨越“学历关”得到雇佣。
他与那个年代所有到日本自费留学的中国年轻人一样，从打工开始，从每个小时600日元的工资开始，走上半工半读的道路。如果用更高大上的语言说，也可以叫勤工俭学的道路。
那是1987年。正在上海计算机服务公司工作的他，面对着汹涌澎湃的自费出国留学大潮，动心了，行动了，自己毅然砸掉了手中“铁饭碗”，就是要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要到外面做做生意。中山克成说，“我家几代人都是做生意的。在我家里，既重视学，又重视事业，我们有的是谁能够把事业做好，谁就是有出息的家庭传统。”
说到这里，中山克成社长好像插播广告一样风趣地说，“我们希望有大量的技术者加入我们公司，优秀人才在这里会很快得到晋升发展的机会。提供平台，提供机会，是公司经营者应该做的事情。”
“当然，在坚持平等观的前提下，也不忽视差异化。”中山克成社长这样说。一方面，贝斯株式会社出现问题的时候，不以国籍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能说“因为是中国人就如何如何”、“因为是日本人就如何如何”，而是实实在在的“就事论事”。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日本人多年养成的对产品质量那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不能忽视中国人传统的对拓业成长的那种堪称“野心”的上进精神。两个民族的长处相加，就一定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许多人都知道，在日本的一些软件开发公司里面，中国员工主要负责软件的开发研究，日本员工主要负责市场的开拓营销。在中山克成社长看来，这并非是所谓的用人所长，而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坚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公司的主人”的观点，认定日本人能够做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够做；中国人能够做的事情，日本人也能够做。在一个国际化的公司里面，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应该是对立的、有区别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形成合力的。贝斯株式会社的理念之一，就是所有的员工要“相互尊重”。
缘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中国人走向海外，启动了中国人乃至中国的国际化进程。随后而来的中国人在海外创办公司，给中国的海外经济平添了新的闪光点。究竟是用当地的华侨华人效益最好？还是用所在国的国民效益最高？都曾经是企业经营者的话题热点。如今，贝斯株式会社本社在日本有800名左右软件开发者，中国人与日本人各占了一半比例，被业界称为是一个“混成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公司。由于每年要实现高成长，在日本还请了400～500位协力会社技术者一起开发，每个月实际开发量达到1200～1300人月。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和无锡还有分公司和开发中心。
在战术家和战略家面前，中山克成社长选择做战略家。平时，他基本不到业务现场，甚至每个月的公司业务会议也不参加。他说，战略家负责的是宏伟目标的制定，战术家应该是目标的微观落实者。两者有效区分，才能在整个战局中获胜。
“一定要给年轻人成长的空间。”中山克成社长强调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自己所在部门的部长这样努力，这个部门年轻的员工们自然也就会更加努力。这样，公司就要给年轻人创造成长的空间、上位的机会，让他们感到有奔头，感到自己是主人公。为此，我们公司每年都要新增20%左右的部长位子，让年轻人竞争上岗。”
贝斯株式会社的部长们，个个都在现场谈项目，个个都在现场拍板，个个都在现场签约。这种分权到底的“现场主义”，让各位部长们产生了获得信任后内心充盈的归属感，产生了领兵作战必求其胜的存在感，其主动性与创造力的发挥凸显在公司发展的实际成果上。当然，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是与这些部门利益直接挂钩的。
从1997年创办公司以来，中山克成社长就坚持“不做高楼，甘做小草”的经营发展战略。在他看来，高楼外表上壮观气派，老板威风凛凛，实际上是树大招风，应对危机风险的能力并不高的。而小草根植大地，养分充足，老板如果能够做好“园丁”，就可以让其具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对抗风险的能力。
贝斯株式会社是一个在日本两次攀升般上市的公司。2019年，新冠疫情初始之年，他们在东证二部上市。2020年，新冠疫情横行之年，他们在东证一部上市。近5年来，他们的年增长率在30%到40%左右。即使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1年，他们的增长率也有望达到20%。
2021年的岁末，依然是寒冷的。这种寒冷，有源于大自然的季节性寒冷，也有来自“后疫情时代”人们内心中还没有挣脱出来的那种寒冷。11月，日本著名的经济半月刊杂志《财界》推出对东证一部上市公司——贝斯株式会社华人社长中山克成的专访，其中写到——“他们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大举推动数据化发展，成为业界的先端。”记者意识到，这又是一位在寒冷的逆势中勇为、在寒冷的逆势中上行、在寒冷的逆势中飞扬的华人企业家。11月10日下午，记者冒着初冬的寒冷，前往日本东京与IT时代尖端产业同步的秋叶原，在贝斯株式会社对中山克成社长进行了采访。
截止到10月，日本老牌动画制作公司小丑社（Pierrot）等7家日本娱乐公司共计向面白映画出资了1.1亿日元。中国的创业热潮开始波及日本，可以说日本企业也被卷入了这股浪潮中。
董志凌说中国的动画行业也出现了可以让外国人欣赏的作品，希望让动漫大国日本也了解这样的中国作品。面白映画计划将与政治无关的娱乐动画作为商业活动在日本推广。
从7月开始，董志凌在日本联合发行了由中国追光动画和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共同制作的动画电影《白蛇:缘起》。2022年上映的作品也已准备完毕。他希望这些电影的观众群体能从在日华人扩大到日本人，把影像的二次利用和周边销售培育成收益来源。
面白映画的业绩在一点点地提高。在以黑猫妖精为主人公的中国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中，董志凌负责2019年9月开始上映的日语字幕版的发行。还根据市场分析结果，还部分参与了配音版的制作，这部电影2020年11月在日本全国公映。
但是，获得成功之后，董志凌说自己“与联合创始人以外的大股东在想法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他卖掉“有妖气”的股份，于2017年以另一家中国动画公司创始成员兼日本业务负责人的身份来到日本。在兼任该职务的同时，于2019年创办了面白映画。
2012年，董志凌以“有妖气”连载的漫画为原作制作了网络动画《十万个冷笑话》，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成为中国网络动画的开山之作。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电影市场，我认为适合发起新的挑战”，董志凌这样描述2019年在日本创业的动机。他来自上海，2009年与大学时代的4个朋友共同创建了漫画网站“有妖气”。
一位在中国打开网络动画市场的经营者在日本再次发起了创业挑战。他就是面白映画（东京都中野区）的代表董事董志凌。他认为日本也对中国动画存在一定需求，赞同这一观点的7家日本娱乐企业最近对该企业进行了出资。
现在日本收入已经不诱人了……岁数大的倒是可以考虑一下，毕竟没有国内那么卷出国工作的语言困难大，工作跨度也比较大，我从通讯到游戏研发，基本是换了一个行业。当地环境比较安静，朋友包括业余生活也不多，对于国内过去、喜欢热闹的我还是比较有挑战性。
国内太倦就去国外、真的、中国人勤劳肯干，出去也许更好！大家对包括年功序列、终身雇佣、“读空气”等在内的日本职场印象，在我看来都在缓慢地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这种速度在很多华人看来有些难以接受。
怎么不介绍收入？大多数人考虑最多的还是收入问题。一些小公司创业的最终理想归宿是被收购，或者只想有稳定的收入，但大部分公司还是想做到上市。不过日本总体来说创业的氛围没有国内那么强，所以最近日本政府在鼓励创业，前段时间日本首相还提出希望在近几年能做出100个独角兽公司的规划。
大致对的情况吧，就是文章太长啦，没有认真看完根据我的观察，日本很多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做的产品很精致，生存的空间也不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之前在一家只有老板和一名正式员工的公司实过，加上我一共三个人，但是承接了周边很多项目，比如图书馆管理、医院预约之类的，这家公司还在正常经营中。
目前能生存下来的小公司/创业公司肯定有自己的王牌产品或者独特的经营方式，薪资待遇一般来说会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个人技术和能力的发展空间会相对更大一些。但是制度的完善程度肯定是不如大公司的，因此公司经常会进行很多轮次的内部调整。
大家吃完饭会有个所谓的“二次会”，一般是去唱卡拉OK。最后的结账是AA制，老部长和小年轻的收入差了两三倍，但付的钱是一样的，新人参加一次聚会可能就要花费他5%的税后月薪。
我之前在一家有二十多万员工的日企工作，每个月会有一次部门聚会，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其实很多日本人不喜欢喝酒，但是因为上司去了，他们要被迫配合上司出席，不参加聚会的人很容易被孤立。
日本决策从下至上这一点我个人很有好感。一般来说，日本公司要引入新项目或新技术之前，会以私下交流的形式，征求大家的意见，然后再做最后的决策。这种做法虽然看起来效率不高，但是对执行员工来说，新决策的推行不会让人感到突兀。
各有各的优势，正式员工的涨薪可能每年固定涨一点，它会比较稳定。而比如派遣到IBM工作的员工，如果所签署的公司社长与IBM洽谈时觉得个人能力比较强可能谈到一个月的工资是正式员工的两倍。但派遣员工的工资不稳定，要视具体谈判情况和公司而定。
派遣是随着日本经济起来就有了，都是出于公司对成本的考量。因为在日本公司就是员工的家，需要给他交各种保险、年金、养老金等，等于正常员工除工资外，公司还要缴纳一大笔费用，而派遣员工不用，他的年金、保险等要由他所在的派遣公司交，有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也可能不交。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其他工作选择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做派遣。你做完一个项目，可能收入不错，或者技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永远无法参与核心决策，项目管理能力得不到任何锻炼，也很难在日本公司找到归属感。
派遣员工在日本越来越普遍了，日本的劳动人口一共六千多万，接近五分之一属于派遣劳动力。选择成为派遣员工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短期来看，派遣员工的收入是要高于正式员工的，但不一定能稳定地接到派遣项目。部分处于择业尴尬期的人也会为了不断掉收入，选择短暂地进入派遣行业。
我之前的公司开年会，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披露公司财报、告知产品最新动态或者未来战略的时候，只有正式员工可以参加，下半场大家才会和派遣员工聚在一起庆祝。
但是正式员工在日本公司是最稳定的，对公司有很强烈的主人翁精神和归属感，他们会认为派遣员工是来公司帮忙的客人，会经常表示感激。
派遣是日本传统软件行业一种很常见的用工方式，中国人来日本都是作为派遣员工。有人可能会觉得派遣不好，但日本派遣员工的薪资水平还是不错的，在保险福利方面，同正式员工也没什么差别。
我妻子就在一家传统企业技术部门工作，领导都会比较照顾女性。日本人下班以后一般都会出去喝酒聚会，这些喝酒的活动女性不去参加也没关系，但一般的人情往来比如同事的欢送会还是需要参加。
有的日本公司每个月会给升到一定级别的女性员工发放补助，鼓励她们购买化妆品，也会为女性提供育儿方面的帮助。日本的传统家庭会希望女性全心全意照顾家庭，但我周围很少有女性会在生了孩子之后，辞去工作在家当全职妈妈。
我在之前的公司CyberAgent的时候，发现公司的女性占比还是挺高的，不论是我们组的产品经理，还是程序员，她们产出成果的速度、质量都很不错。
不过管理层有限，就必定有些人会无法升职，在有些公司如果你同期的同事成为了部长，为避免尴尬会将你调往子公司当部长，但也有公司会因为成本高将部分临近退休的人提前劝退，所以这个终身雇佣制有利有弊。不过在日本你不想往上做管理层，只当个普通的程序员也是可以一直顺利做到退休的。
但有些公司会要求员工必须往管理层升职，而在日本升职是按照你来公司的时间长短定级别，这叫年工序列。这点不太好，因为这样升职就与你实际产出和能力的相关性不大。
终身雇佣制的话应该很难改变，现在日本老龄化严重，整体缺劳动力。而且大公司的终身劳动制，也包含日本人对企业的认同感，他们会比较看重这个（认同感）。
终身雇佣制松动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的经济环境变了，制造业的竞争力下降，现有的终身雇佣制已经不太适应高新科技这种高度竞争、快速变化的行业。
终身雇佣制的优势在于能够保证组织内部的高度耦合性，同样的事可以越做越好，但劣势就是对外部变化的反应缓慢，在财务上的体现就是不停亏损。
我认为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正在崩坏。其实在十多年前，有人已经开始提出反对终身雇佣制的意见了。一方面，欧美流行的职场多样性文化在日本不断渗透；另一方面，日本小公司的数量这几年在增加，大家比较务实，成果主义在日本也开始慢慢流行起来。
我了解到的公司基本上没有加班，传统日企确实很多人在赚加班费，将白天的工作拖到晚上完成。但日本法律中有一个规定，一个月可以加班45个小时，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数额，《劳动基准法》会强制要求你不能再加班，公司也会来找你。因为原来有家大公司加班的人跳楼了，然后政府就制定法规严格要求企业杜绝“过劳死”加班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日本开始实施新加班制度，每个月加班时间超过120个小时的员工会被强制要求体检，连续加班超过40个小时的话，该员工的上司会被谈话，政府算是下定决心彻底地打击职场加班。
几年前的话，日本是会存在比较严重的类似上司不走、下属就没办法下班的现象，走得早的人会被其他人排挤，导致大家都在拖延工作，无效加班。当然也有刚进职场的、级别比较低的员工会为了加班费，在公司留到很晚，不过如果你到了带十人以上团队的科长级别，很多公司都不会发放加班费了。
在我看来，日本并没有互联网当作一种很高端的行业，而是更多地将其看成信息交流技术、交通网络构建的补充，本质上是服务于交易效率的提高。
从程序员这个岗位来看，日本互联网公司的待遇是要优于传统软件公司的。像乐天、雅虎等所谓的日本互联网大厂，基本都会有比较固定的定期涨薪制度，它们的技术也更为先进。
在日本我觉得35岁仍然是年轻人，日本街头开出租车的有七十岁头发花白的老头，一些建筑工地干体力活的工人也有五六十岁。即便是在互联网公司四十多岁的程序员依然很常见。
日本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是45岁左右，所以35岁在这边是非常年轻的，要说职场焦虑的话，可能那些50岁还没升上科长的人会稍微焦虑职业的发展。
我在之前的公司还见过白头发的程序员，那时候他快50岁了，我们组当时也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员工，家里三个孩子。总的来说，四十岁的程序员不在少数。
这个日本员工真的很少考虑。之前参与大厂互联网公司招聘的时候，公司有明确招聘对象就是35岁左右的工程师，他们被称为“30年代中盘”，日本企业会认为35岁员工的技术和经验更加成熟独立地做开发，也可以带团队，所以相对比较受市场的欢迎。到了40岁的话，正常情况下的竞争力确实会弱一些，但也只是跟35岁左右的人相比，实际能得到的利益差不了太多。
缺口很大，创业公司也很多，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缺互联网软件的研发岗，比如Java这方面。我一毕业是做通信行业，所以当时来日本转到游戏研发岗并不太占优势。
因为当地劳动力短缺，乐天等大公司英语化后就大批量地从印度招纳应届生，也会招中国人。日本政府为了吸纳人才还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放宽签证要求，如果想要安家结婚、生孩子等提供诸多补助与福利。
日本的程序员目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段时间，日本的自豪银行要做全国系统的改造，短期产生了大量的程序员需求。另一方面，日本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也达到了不错的水平，所以未来的程序员缺口应该会一直存在。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方面。当时年轻无知者无畏，在国内9月份辞职，学了一个多月日语靠着一股冲劲便过去了。到日本后发现初期日常交流也有些问题，工作上因为都是一些专业固定的词汇还能应付，但生活中的沟通语言并不是短期能适应的。
在日本生活，掌握日语日常生活会肯定会便利很多。但日本这边有汉字，意思跟汉语基本相同，所以即使不会说日语，也能大概理解。工作方面类似乐天一类公司正在尝试英语化，要求托业考试（全球最大的商务和职业英语考试）必须达到800分以上。很多同学托业成绩不够，可能就考虑不去了，也有已经在乐天入职的人，因为不想达到目标就跳槽走了的情况。
前端做了一个好看的UI（User Interface，意为用户界面，是指对软件的人机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的整体设计），很直观明了。我是后端，做了一个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意为应用程序接口，是一种计算接口），意为应用程序接口，是一种计算接口），即便是母语也不容易解释清楚，更何况是用日语表达，所以后来就借个机会开始做前端。
包括我在第一家公司从服务器后端转前端程序员，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语言方面的原因。那时每次有了新项目，我们都要经常开会，每个人都要汇报自己做了什么。
我来日本学、工作，语言一直是比较难克服的问题。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和日本人的交流不多，所以语言进步得会慢一些。2013年参加日本公司面试说明会时，我还是处于话说不明白的状态。
我的本硕都是在国内读的，毕业后在华为作为研发工作了四年。当时那个岗位没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因为年轻想出去看一看。正巧有个在日本工作的朋友给我介绍了去日本的机会，就趁着这个机会出国了。
我本科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大三的时候，学校同日本的大学开展了学交流活动，有个项目是给日语研究室做学软件开发，我觉得是个不错的学机会，便申请交换留学。后来借着交流的机会，我在日本继续读了硕士和博士，自己也很喜欢日本的文化，便留了下来。
他们有35岁危机吗？他们要加班吗？他们过得好吗？后厂青年邀请了四位正在或曾经在日本工作过的职场人，通过线上圆桌的形式，和他们聊了聊在日本工作的体验。
行业风雨飘摇的一粒尘埃，落在普通人身上便是一座大山。前有双减政策市场激缩，教培人连夜转行走投无路，后有互联网大厂优化裁员人人自危，往昔光鲜高薪的程序员们也开始担心明天饭碗不保，一时之间诸事不稳成为了互联网人默认的心态。
专题： 加盟项目 冰淇淋加盟 游戏加盟下一篇互联网加创业餐饮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