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到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伊夫（Jonathan Ive）对小米“模仿”苹果的批评时，斯卡利为小米做了辩护。他认为，小米在商业模式上是创新的，并且尤其称赞小米的电商营销手法。“小米是一个非常创新的公司，因为硬件的生产最终都会大宗商品化，它以成本价出售手机的概念，还能把这一模式用于其他产品领域，应该说这是与苹果非常不同的策略。小米在设计或者其他方面也许与苹果有相似之处，但小米想的远远比苹果要多，与苹果非常不同。”

Obi手机显然与小米手机的模式非常近似。小米用4年时间创造了一个百亿美元价值的奇迹，给斯卡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小米模式无论是进入国际市场，还是进入其他硬件产品领域，都有成功的可能。尽管Obi定位与小米非常接近，但斯卡利强调了印度市场的特点，并将利用在印度刚收购的公司，密集覆盖线下零售渠道。

斯卡利的创业激情在2014年迎来了一次迸发，4月份在印度推出了Obi手机。斯卡利称Obi的设计团队来自硅谷，由苹果前首席设计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unner）领衔，供应链和制造在中国，他们为此收购了新加坡IT供应链及原始设计制造商Dragon Technology。为了在印度建立分销渠道，他们收购了当地公司Iris Computers。Obi手机只在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销售，比如印度、俄罗斯以及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斯卡利看中了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在新兴市场的历史性机会，他和武春山（Sonny Vu）共同创办了Misfit公司。斯卡利介绍说：“武春山是越南裔，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家和机器学习专家，而越南是全球第6大数学强国，那里有优秀的数据科学家团队。”Misfit的产品设计在硅谷，制造在韩国，数据分析在越南，市场主要在中国。在斯卡利看来，Misfit不仅是可穿戴产品公司，还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公司，通过产品上的传感器收集人体数据，在分析数据的基础上提供健身和保健服务。

农村大龄男生如何立业创业

这位年愈古稀的老人如今还在努力攀登事业的新高峰，始终站在科技创业的最前线，一次又一次出发，实践着他的创业方法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成员变更，通向一个又一个10亿美元级的公司，包括大数据营销分析公司Zeta、移动保健公司Agamatrix、高科技供应链公司拐点、可穿戴产品公司Misfit，等等。

在苹果担任CEO 10年，以及对乔布斯的洞察，成为斯卡利写作《探月》（Moonshot！）的灵感源泉之一。这本书全方位展现了斯卡利是如何使尽浑身解数热情拥抱一个创业与创新的大时代，并取得商业成功的：移动互联技术、崛起的新兴市场、颠覆式的商业模式、全球化市场人才与供应链的低成本整合、创造10亿美元级企业。

很难找到一个人像斯卡利一样，在商业、创业、创新和投资领域有如此丰富多彩的经历：先后成为百事可乐和苹果两家顶级公司的CEO，是许多创业者的导师，创办了一系列硅谷科技公司，还是多家亚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以及斯卡利家族办公室的管理合伙人。

见到斯卡利时，他抱怨道：“我没有炒乔布斯的鱿鱼，这简直是个谜。”2014年，在新加坡举办的福布斯全球CEO峰会上，这位苹果公司前CEO满头白发，穿着牛仔裤，脚蹬帆布鞋，精神抖擞，高挑漂亮的妻子形影不离。

蒂尔信奉自由意志。这位在互联网领域成功的创业者和投资家，却担心创业者和社会资源过度沉湎于互联网用户的琐碎需求，而忽略了人类当下面临的许多挑战，如健康、能源、交通、冲突等。随着技术奇点的到来，人类有可能实现更大的自由。对自由束缚最大的是人类的寿命与所居住和繁衍的星球，但技术可以成倍地延长人类的寿命，可以让人类进入太空、融入宇宙。只有技术才能最终消除竞争的压力，但所有这些突破，都取决于当下实现从0到1的突破。

蒂尓把他的创业理论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并对人类和社会有诸多思考。人类的未来、商业的未来和个体的未来，都基于从0到1的实现。那些平庸的公司、失败的创业者，甚至社会未解决的难题和人类面临的困境，都是因为无法摆脱0的处境，或者在实现1之后安于重复，失去了创新的动力。企业停留在1的阶段，会变成模仿性竞争，最终利润归零，变得没有价值。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持续实现从0到1的组织，哪怕是局部实现，从而不断形成创造性垄断。

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1到N的困境当中，需要从0到1的突破。无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在国内市场上，中国企业仍然没有摆脱学习和模仿阶段，因此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陷入了恶性的竞争。中国不仅需要自己创新，而且要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力量。

精益创业：创造“最简化可实行产品”并不断地适应用户的需求，这样只能通过小的改变达到局部最大化，无法达到全球市场最大化。精益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标。创业者需要长期规划，而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用户的需求。

商界生态学说：媒体近来喜欢用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来类比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生存，但创业者应该是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初创公司需要“有智慧的设计”，创业者“并不是一张被概率决定命运的彩票”。

摩尔定律：其实“反摩尔定律”（Eroom's Law）也比比皆是。生物医药领域在过去200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在最近几十年进展缓慢。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需要强调一下，蒂尔最看重的是技术优势，而且标准很高，要优于市场上的替代品10倍，垄断地位可能保持长达10年，并且有可能从小市场向大市场扩展，形成规模。

当然，蒂尔也不看好那些陷入恶性竞争的公司。这里所说的垄断并不是因为权力形成的垄断，而是在自由市场竞争环境和制度中形成的远超对手的优势，是因为技术发明、网络效应、规模经济、品牌优势而产生的主导市场的权力。借用马云的一句话，就是“用望远镜也看不到对手”。

彼得·蒂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创办过PayPal、帕兰提尔等公司，天使投资过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等，并形成了知名创投群体“PayPal黑帮”。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需要硅谷创业偶像，也需要精神领袖。这两年风行创投圈的读物有凯文·凯利的《失控》、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以及蒂尔的《从0到1》。

硅谷著名投资者、创业家和思想者彼得·蒂尔的三观是二进制的，即0和1，No和Yes，否和是。在他眼里，人活一世，要么独特与创新（1），要么什么都不是或走向衰落（0）。如果只是重复和模仿，从1到N，不仅创业公司无法成功，最终陷入恶性竞争，而且人类也无法解决当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草根的自信。英雄不问出处，不管是来自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还是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海归天才，只要置身于创业竞技场上，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中国的创业者都应该以哥斯达黎加队为榜样，不仅仅因为他们来自一个相当于中国三线城市人口的蕞尔小国。当你在创业时遇到了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就想象自己分到了一个死亡之组，面对的是三大足球巨头吧。

再看下这支球队所属的国家：人口不足500万，人均GDP近10 000美元，不设军队，国家格言是“工作与和平万岁”。这是个世界上幸福感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盛产选美冠军的国家。哥斯达黎加有在世界杯上颠覆强队的传统，1990年他们在意大利世界杯小组赛中战胜了欧洲劲旅瑞典队和苏格兰队。他们遇到任何巨人都不惧怕，2002年日韩世界杯，他们与巴西、土耳其、中国分在一组，成为历史上仅有的三支在世界杯上战胜中国队的球队之一。时任意大利国家男子足球队教练切萨雷·普兰德利（Cesare Prandelli）认为，哥斯达黎加队组织得像欧洲人，球场上迸发得像美洲人。

新加坡政府正在加大创新投入的力度，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技术。许多创新企业针对东南亚周边大市场获得了成长空间，日本电商巨头乐天2013年就以2亿美元收购了新加坡视频网站Viki。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有英语、中文、马来语，这使其创业人才具备了独特的文化优势。

这个项目被称为“体验式创业教育”，这些学生回到新加坡，就像一批创业与创新种子，经过优化之后，重新植入新加坡的创新土壤。他们把各地最新的创业文化、技术、商业模式以及梦想带回新加坡，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创新部落，不断有新的思想碰撞、相互激发，有一部分人很快就进入大学的孵化器。新加坡国立大学坚持十余年，已经渐成气候。负责企业机构项目的CEO曾莉莉女士，曾经是一位成果丰硕的医疗科学家和精力充沛的投资人，多年从事生物医药领域风险投资。她告诉我，企业机构总共培养了1 500名学生，从中产生了180家初创公司，其中约有100家目前还在成长。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现在已成为新加坡的创业“黄埔军校”。

新加坡在创业、创新领域多年不懈的投入开始结果，尤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创业教育与创新孵化持续多年，近几年陆续有一些小公司成功退出，正在迎来收获期。陈永财告诉我，企业机构2002年设立，到目前已经与8个海外创新中心城市的最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项目，包括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特拉维夫、纽约等地。新加坡国立大学每年选取有明确创业计划的学生，向上述每个城市输送20名左右，让他们到当地大学学习，并且必须到当地的初创公司申请为期一年的带薪实习生职位。

针对新加坡的市场狭小，我请教了新加坡的一些企业家和教育家。我提出，新加坡可以学习以色列，为更大的市场创新，从更大的市场退出。比如，以色列就是硅谷研发的后院，风投主要来自硅谷，而退出主要是华尔街。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永财博士告诉我，以色列有特珠性，比如它们的创新机制与军方需求之间关系密切，以及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甚至军政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两国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市场都无法支撑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正如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新加坡成为转口贸易中心一样，在全球创新坐标上也必须寻求自己新的定位，成为更大市场的创新和创业的新枢纽。对于新加坡来说，中国应该是比美国更具前景的市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在中国苏州建立了研究院，在这里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创新研发、技术转让及企业孵化。

新加坡从政府到大学都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创业与冒险精神。对比另一个小国以色列，新加坡各方面的条件要优越很多，但以色列表现出更强的创新能力。新加坡政府在研发及教育方面持续加大投入力度，期望尽快转型为创新型经济，但将科研成果与专利商业化，需要一大批创新者、创业者与颠覆者。

这桩并购案从金额来看，不只是在美国硅谷，在中国也不足大惊小怪。新加坡人之所以兴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Zopim创业者来自新加坡大学，公司成长于当地的创业孵化器，而且早期投资是政府的种子基金，可以说是新加坡本土创业公司的典型代表。

在美国创业主要靠VC、天使，不一定要靠自己的积蓄，也因此硅谷创业者要牺牲很大一部分股份给投资人，但中国创业者更有办法自己找筹钱。

这位自称8岁就开始做销售的美国俄亥俄州人，飙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与我们侃侃而谈。的确，中国的创业者比起硅谷的创业者，显得“苦逼”了一些想买房做个小生意怎么做，但他们乐于吃苦，善于学习，这是中国创业者最大的优势。美国创业者的原创性、国际化、全球性强于中国创业者，但中国创业者在取得成功的速度上已经接近美国创业者，而且中国创业者在模仿中寻求创新的能力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创新能力也足以令中国创业者推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

另一位是张添乙。这位祖籍上海、出生于香港、移民加拿大、回到上海受基础教育、到美国伯克利读大学、辍学后又到深圳做硬件创业的男孩，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常国际化的经历，如何把人推到了早期创业的极致。另外，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几个未来创业的方向：从纯互联网向更加智能化的硬件发展，而在硬件创业方面，智能化定制是一个发展方向，硬件创业的天堂可能是深圳。

一位是刑帅，他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创业者，高中读了7年才考上一所二流大学，但在网络教育与培训领域取得了创业成功，足以令许多名师名校出身的互联网教育创业者进行深刻反思。大家都说这个市场非常巨大，但应该满足哪些需求，网络教育与线下课堂有何不同，以及如何建立商业模式，这些连硅谷创业者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在刑帅这里得到了初步的突破。

我们在中国首倡寻找30岁以下的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互联网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无法改变其他环境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创业，为自己的未来创业。

30岁已经成为标志人们成功的最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有“三十而立”之说，在美国，互联网加上大量的风险资本，为人们更早创业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年轻人开始创业，成功的创业者也在向低龄化发展。中国正在出现同样的趋势。李彦宏在百度内部讲话时，就曾要求以后多提拔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自从2012年《福布斯》中文版首次推出“30 Under 30”以来，我每年都带领团队与美国同事一道，在各自国家的各行各业中寻找年轻的创业者和未来的创新领袖。我们在发布这个30人的名单时一年赚50万小生意好做吗，也会对中美年轻创业者进行比较。

当前很多大龄青年的个人问题是农村家庭的首要问题，很多家里有男孩子的家庭，尤其是有两个男孩子的家庭，父母都操碎了心。放眼看看，哪个村子里没有十几二十个大龄的未婚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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