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店留着一代人的记忆，设计师保留并突出了店内存留着记忆的内容。如，小店四处都摆着、挂着商品，天花板也不放过，这样的烟火气被全部保留下来。设计师还制作了很多手写体的、带着“宝宝”字样的指示牌，或挂或贴，增加顾客对小店的记忆点。

设计师发现小店没有供顾客坐下来的地方，于是就搬走一处老旧的旋转陈设架，打造了一张简洁的小桌子、四个小椅子，结果这里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之一。很多80后、90后父母带着孩子来，孩子自己在店内挑选，父母就坐在桌椅旁休息。

设计师最初想将“宝宝”店设计得更具时尚感，但听过刘兰的故事，他们改变了想法。商品杂乱却有序，陈设带有年代感，正是这家小店的特色。刘兰也不希望太大改变，担心自己找不到东西，也担心熟悉的老顾客找不到。于是，设计师放弃了大改内部动线的打算，改为将小店最显眼的几处陈设架进行梳理与设计，让这里看起来更醒目。

上海能做点什么小生意啊

“宝宝”店开在一个半地下室，原来招牌老旧且不显眼，造成入口难找，路过的人可能因此错过。设计师在入口处做了不少文章：重新设计了更为明显的门口招牌，在地下室的入口处增加了“宝宝在这里”的指引。

今年8月，“宝宝文具店”完成了20多年来最大的店铺“改造”。由小红书发起的“街巷小店改造帮扶计划”选中了“宝宝”店蒙古姑娘回农村创业的电影，来自小红书社区的力量帮助“宝宝”店进行了空间改造。85后设计师PAN与90后设计师小野，走进了“宝宝”店，听刘兰讲小店的故事，了解她的改造需求，最终为小店完成了一次微更新。

一次，一位老先生来买给自行车打气的气门芯。外面买不到，小店也没有。刘兰看到老先生着急用，答应帮他进货，请他明天来拿。当天她进货时，问供货方买了一袋气门芯，但对方忘记放在她的进货袋里了。第二天，老先生来了。刘兰找了半天，发现没有货，连连向老先生道歉，请老先生隔天再来。第三天，老先生又来了。刘兰拿出了气门芯，一块五一个。她不肯收老先生的钱。“一样东西，让人家跑了三次，怎么还好意思收人家的钱。”

有时候，顾客来买东西，店里没有，刘兰会尽量帮忙进货，哪怕是只卖一两块钱的东西。如果顾客来了好几次，才拿到货，刘兰还会免费赠送。

有人来给刚上学的孩子买橡皮，小店里有两块、三块、五块、八块的橡皮，国产的、进口的橡皮。人家拿着八块钱的橡皮问刘兰，是不是进口的橡皮擦得更干净。刘兰说，自己把橡皮都试验过，国产的、进口的，便宜的、贵的，其实都差不多。刚上学的小孩容易丢橡皮，买最便宜的就行。

小小一家文具店，商品却有几千种，经年积累下来的货品也多得吓人。干了30多年，刘兰练就了背价格、找东西的本事。随便拿出一种小东西，她都能准确报出价格；有顾客来买什么东西，哪怕是很不常见的，她也能很快地从店铺的犄角旮旯中找出来。“干得久了，熟悉了。”

再后来，马当路一些地块动迁了，刘兰家的石库门也动迁了。小店没有了。为了生存，她又在附近隔着60多个门牌号的地方找到一间小门面，继续开文具店。几年后，小门面也动迁了。那里建起来了新天地。

后来，便利店大量在上海街头出现，大家都去便利店买烟草，“宝宝”店的生意渐渐淡了。有一次，刘兰看到很多小朋友没有地方买文具，就想到了改做文具店。“文具是个小众产品。当时的文具店非常少，城隍庙有个批发市场，但那时做批发文具的只有一间店。”

烟草店最初的店名叫“达峰”，很气派的名字；但很奇怪，没有人这样叫。刘兰的儿子那时两三岁，小名叫宝宝，弄堂里的邻居都认识他。邻居去她家买东西，都说到“宝宝”店去。时间久了，“宝宝”的店名就传开了。这个名字一直流传下来。

30岁出头，就没了工作，还有孩子要养，她愁得一下添了好多白发。但生活还要继续。她与丈夫商量，开个小烟草店，维持家里的生计。公婆很支持他们，腾出底楼的半间房，前面给他们开店，后面住人。“当时，我们的烟草店就一个柜台，只有一米宽。”刘兰比画着说。

在她30岁出头时，生活给了她沉重的一击。她与丈夫当时都是纺织系统职工，而上世纪80年后期，纺织行业没落了，她与丈夫双双遭遇“下岗”。

刘兰20多岁时嫁到了马当路上的一户人家。那时还没有新天地，附近都是成片的石库门旧里。刘兰与丈夫还有公婆，挤在一处石库门，后来添了个儿子。

“宝宝文具店”的店主——上海阿姨刘兰，今年60多岁了。她戴着金丝边眼镜，皮肤白皙，额头上没有一丝皱纹。尽管戴着口罩，但看得出，她年轻时是位美女。

“宝宝文具店”也是周边居民眼中的宝藏店。能单买一只的白色纸信封、用来给自行车打气的气门芯，这些都是现在已很少能买到的小玩意。顾客只要走进来问问，店主都能拿出来；有的东西一时拿不出，店主也会尽量帮忙进货。店里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顾客买得多、提不动，店主会找人送货上门。

很多年前，周边一所小学有个年级的语文老师出过一个作文题，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小店”。很多学生都在作文中写了“宝宝”店，说这里是“神仙店铺”“女孩的天堂”。当年的语文老师看了哭笑不得。后来，语文老师找到了“宝宝”店，想亲眼看看，学生们这么喜欢的店到底长什么样。

小店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客人：五六岁的女儿在家又哭又闹，年轻的爸爸哄不住，就打着出租车带着她来自己小时候经常来的“宝宝”店，小女孩一进门就破涕为笑；30多岁的上海妈妈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店里玩，因为孩子考得好，妈妈带她来“宝宝”店作为奖励；出国在外的90后女孩，突然想买个小时候用过的本子，她手工画了一张“地图”，标注着本子区域在哪里，让妈妈拿着“地图”到店里来寻宝。

小店也是很多上海80后、90后寻找回忆的地方。现在，店里近七成是老顾客——20多年前自己还是学生或者宝宝的时候来过，长大了带着自己的宝宝来。

从居民楼大门走下小半层，只见别有洞天：90来平方米的房间，到处都是商品，货架上、地上、墙上、天花板上，一看就是一家有年代的店。店主说，店里的商品至少有几千种，有最新款的，也有10多年前的。

如今的小店生意并不好做，“宝宝文具店”的店主——一位60多岁的上海阿姨，伴着小店经历了起起伏伏，却始终心态平和：默默守着这家店，也守住一代人的记忆。她也攒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黄浦区马当路420号，上海新天地附近，藏着一家名叫“宝宝”的古早文具店。小店开了32年，算得上上海初代“网红店”：当年，每逢周边学校开学，小朋友想进店都要在门口排队。小店主营笔纸橡皮等文具用品，也有孩子们喜欢的闪亮贴纸、好看手账、减压橡皮泥等各种小玩意。逛店有种寻宝的感觉。小店也是周围居民口中的宝藏店，一些线下已几乎绝迹的小物件，只要居民有需要，店主总会想办法搞到。

但如何平衡好“地摊经济”的放松与管控，至今仍是一道难解的题，交通占道、卫生秩序、超时收摊等问题，始终伴随着地摊经营。王岩指出，长期以来，地摊经济深陷是非的旋涡，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说明其确存有局限性和负面作用。例如，地摊小贩流动性大，易躲避市场监管；自产自销，可能存在产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无序排布，影响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地摊经济的原罪，而在于城市有效管理的滞后与缺位。因此，补齐地摊经济方面城市管理的短板，比如利用大数据科学规划经营、制定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创造特色地摊文化等等，定能实现地摊经济与城市管理的共赢发展。

对于就业的拉动是一方面，带动消费则是另外一方面。王岩表示，后疫情时代消费乏力，人们消费趋于理性、适用，地摊经济的业态特性符合这样的需求。并且消费者是趋光性，趋闹性的，地摊经济是政府低成本快速刺激经济与消费的良方。

彭静、王嫚等人撰写的《“地摊经济”的就业带动效应研究 ——基于株洲市五城区》调查显示，就株洲五城区而言，四成以上的地摊主的月收入在2000—4000 元。2021年株洲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700 元，有七成的地摊主收入超过株洲市的最低标准。

2020年成都放开地摊以后，两个月的时间新增10万个就业岗位曾引起媒体的争相报道。据报道，自2020年3月出台政策允许商贩临时占道经营以来，截至5月21日，成都增加就业岗位超10万个。

那么，地摊经济究竟为谁而提？王岩表示，由于我国许多中小微企业面临破产和大规模裁员，导致就业环境恶化。此时，我国提倡开展“地摊经济”能够有效缓解就业压力，让失业人口获得收入。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一个缓冲地带，它的低成本性可以给中低收入人群降低生活成本。但也同时需要警惕地摊资源会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商业资本介入以后，变成他们新的商业盈利模式。这方面，政府要做好行业规范，加强引导与监管，让地摊成为老百姓生活必须的“地摊”。

市集的地摊样本有了面子，但却照顾不到“里子”的李阿姨这样低收入人群，而勉强称得上是“面子”一部分的市集摊主们，面对高昂的摊位费，也有颇多无奈。

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摆设精美的市集是新衍生出来的地摊业态，但摆摊的底层仍然需要回到任媛媛提出的问题。曾有在上海市集摆摊卖花的90后小伙子向记者谈到，社交媒体上热议的摆摊一天收入过万的情况，他也有过，母亲节那天，他的营业额达到8000元，“但那都是极少的情况。很多白领调侃说想要出来摆摊，哪有那么容易，这是服务业，搬花、运花也需要体力，不是谁都能做得来的。”

是否能扛得住强度巨大的体力劳动？每天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摆摊是否能经得起别人的冷言冷语？如果被驱赶或被罚款是否能接受？是任媛媛抛出的一系列问题。

跟记者聊完的那个夜晚，任媛媛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我想灌一碗毒鸡汤”。她写到：工厂、公司裁员，消费低迷，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人选择小本创业，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很多粉丝都在咨询，想创业，想摆摊儿，想开店，在决定之前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

“商场的租金越来越高。”上海某文创市集主理人曾这样向记者解释摊位费攀升的原因，“商场不仅要收取场地费，还要求你搭建得美观、布景精致、卖的东西好看，消防安全、设施安全等。”主办方需要盈利，因此增加的成本继续转移至摊主身上。该主理人告诉记者，在上海收费1000元/天的市集都有，原先的很多老摊主今年都不租了。

但这样的活力未能照顾到像李阿姨这样的群体。记者询问李阿姨会不会考虑到市集上去摆摊，李阿姨看着眼前的鞋子说到，“那样的地方我们哪里租得起。”

这样的市集规整、明亮、装扮精美，一位城市规划业内人士曾撰文指出，放开占道摊位的管控会存在负面影响，比如公共秩序的混乱、对城市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于正规店铺的影响等，但相比之下，上海的市集则明显高明许多：摊点的形式和内容严格受控，在特定的地点用特定的主题来营造特定业态的“跳蚤市场”，活力有了，形象也有了。

市集也成为了商业地产引流的重要抓手，《2020商业地产志年度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国多个商场空间，举办了超过 1000 场与市集相关的主题活动。据CBNData的不完全统计，在2021年圣诞节期间，长宁来福士、虹桥天地、BFC外滩金融中心等大型商业地产，都先后通过举办圣诞市集吸引消费者。

当下，地摊，或者说新型地摊——市集正在成为年轻人心目中带着浪漫色彩的“诗和远方”，不难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或正在摆摊，或期待摆摊，他们想卖气球、卖咖啡、卖手作，或者单纯只是想逃离“996”。

任媛媛会时常在小红书上分享自己的摆摊创业经历，她的摆摊车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问询。她的车装扮得很是漂亮，纯白色的主色调，车身围了一圈灯串，车内贴了一张卡通漫画的拼接布，她把招牌也做成了卡通样式，这一辆车子在夜晚很是吸引人。

产业在变化，地摊业态其实也在变化。就像二手鞋已经不再受欢迎一样，李阿姨所熟悉的地摊形式也已经不是当下的年轻人所喜欢的业态。

现在，李阿姨只时不时地出来摆摊，摆摊获取的收入只能是很小的一部分，现在他们还与一些大的收购方合作，将二手鞋销往非洲。“现在生意不好做，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李阿姨说到。

今夕已经不同往昔。李阿姨说，以前她的很多同乡都跟她一样在这附近卖二手鞋，但后来很多人都离开了。记者问她为什么，她又指了指那群高耸入云的楼房说，“这对面的小区一个月房租五六千，谁能租得起？”

李阿姨售卖的鞋子并非新鞋，而是从回收集散点拉回家以后，由她自己手工清洗干净，再拿出来售卖的品牌二手运动鞋，价位在几十元到百元不等。与她攀谈的半小时间，隔壁售卖仿版新鞋的大哥摊位上不时有顾客前去询问，李阿姨的摊子却鲜有人问津，当隔壁有顾客的时候她会说，“同样的价位，他那个新鞋的质量很差的。”这句话她来来回回说了多次。

李阿姨指了指她对面高耸的小区楼房，她说，十几年前这个小区还不存在，她和很多湖南同乡在这附近摆摊卖鞋，好的时候一天卖出去三十多双，一年能挣到几十万。她又指了指对面那条马路说，以前对面都排满了地摊。

她摆摊已经十多年了，以她现在摆摊的这个区域为点位，近些年她呈三角状打游击。基本上是从热闹的地方搬离到更加偏僻的地方。相应地，从摆摊上获得的收入也一再锐减，从一晚上能成交30多双鞋到一晚上能卖出两三双都很艰难。近期，她也看到了摆摊会被放开的新闻，但她担忧划定的区域会在人流更加稀少的偏僻区域，那样生意就更难做了。

与任媛媛的期待不同，李阿姨很是担忧。李阿姨看着五十多岁的样子，她平日在上海外环的一家工厂附近的十字路口摆摊卖鞋，这里人流稀少，往来以集卡车为主，卡车扬起的尘烟弥漫，不时有骑着电动车的快递小哥停下看几眼鞋子。在她周围，还有四五个卖鞋、卖衣服的摊位。

店铺留给朋友坚守，任媛媛又重操旧业，9月底，她又开着那辆摆摊车来到了小区门口。摆摊第三天，刚准备营业，城管来了。所以谈及接下来上海将会划定出一部分允许摆摊的区域，她很期待。

然而，门店开出后，“和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任媛媛一核算，门店挣下来的钱还不及当时摆摊时候挣得多。开店以来，生意并不稳定。因为一家不起眼的小炸串门店在那样一条成熟的商业街里根本无法与连锁的餐饮品牌展开竞争，最开始没有口碑的积累，用任媛媛的话说是“吸引力、竞争力都不够”。

任媛媛是一位90后，长居上海，去年10月份开始在小区门口的马路边支了一个炸货铺摊子，这个位置隶属郊区，小区周边的商业配套很少。今年7月，任媛媛与朋友合伙在更靠近市区的地方成功开出了一家门店，虽然只有6㎡，但在这里至少不会再担忧因雨水的突然造访而狼狈收摊子了。门店筹备的时候，媛媛去找老师傅打磨了一个不锈钢的招牌，她还特意拍下了师傅做工时候电火花四射的照片，这种火花四射与当时的心情颇为类似。

不过当下摆摊规划、如何申请等的细则还未发布。9月27日，记者致电上海市闵行区城建部门询问可供摆摊的地点，对方表示，区里尚未收到细则，目前还不允许摆摊，后续可致电城建部门市容科询问具体情况。

上海财经大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我国大城市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负责人王岩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版《条例》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更加注重精准施策，体现城市管理的精细化要求。

9月22日，上海发布20年来首次进行全面修改的新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下简称“新版《条例》”）。新版《条例》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兜售物品的同时，明确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新版《条例》将自今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以往，上海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是全面禁止的。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叶心冉 开一家实体店不是所有地摊摊主的终极目标，至少不是任媛媛的。在成功开出实体店后，任媛媛仍在摆摊。为什么？因为她的实体门店仅能维持收支平衡，难有盈余。所以当看到上海即将为“路边摊”松绑的新闻的时候，她很期待，她不想再经历刚把零散的串串摆放好，一整桶油倒进炸锅，蘸料摆上桌，正准备迎客的时候，遇到城管的劝离。

“商圈的本质是一个‘商’字，文艺、小资、复古等词汇是给创意一个艺术名义。受疫情影响，线下店面的生意难免受到影响，但这并没有影响弄堂的艺术灵感，要想让田子坊重新火起来就需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如何让更多的人知道。”陈以军表示，随着直播经济的出现，比如文旅直播可以将老字号、文创产业，甚至可以让导游带着粉丝在屏幕前游弄堂、看商品，目光吸引了，流量就来了，在弄堂里的商家也就有生意了。

目前，田子坊定位为国际化创意文化社区及城市创造性产业集聚地。田子坊正探索园区转型发展机制。由政府搭台制定政策，主体企业引领园区发展，既要保留石库门老街区风貌，又要有时尚元素的加入，同时做好业态的配套建设，把田子坊从1.0版的自发无序发展升级到2.0版的主体企业引领的有序发展，进一步打造商旅文相结合的品牌。

在电商所处的数字经济带动下，消费者的购物场景从纯线下变成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门店的作用也从过去的销售场景逐渐演变成展示、体验、销售为一体。对于消费者的运营从过去的纯线下，逐渐演变成会员资源池的管理（涵盖会员的拉新、维护）。

“没有老品牌，只有不能与时俱进的品牌姿态。公司在产品、营销、渠道三个方面不断与时俱进。”陈欣表示，在产品侧，为了能够与时俱进，公司需要持续与年轻消费者共鸣，体现在产品、品牌层面，开发出适合年轻人的产品，例如生命之花系列；在营销传播侧，通过社交媒体来展现公司品牌强调女性的力量和价值观，希望更好的和年轻消费者产生价值观和人生方向的共鸣；在渠道侧，公司在传统电商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渠道的布局，比如抖音、快手、小红书。

对于以刘立为代表的不知名商家而言，现在去网上开店，门槛比几年前高很多，如果单纯拼价格，与工厂端直接卖货相比，很难获得价格优势。此外，惯了景点场景下的商家如果转型线上，需要付出更多的学、时间成本。而以双妹为代表的商家更多的是将田子坊门店作为线上线下体验场景中的一环。

公司通过TMIC进行消费者洞察，比如通过对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消费者对哪种功效、对于哪个价格带更接受，从而进行产品开发、定价款，让品牌能够知道消费者更喜欢哪些功效和概念的产品，在产品开发阶段更好的把握住消费者偏好。

“比如说双妹过去主要客群是有抗老需求的资深白领，近年来持续在进行产品创新，采用最新的营销打法后，也吸引了一批Z世代人群。”陈欣表示，去年年底和天猫新品创新中心（TMIC）合作推出了适合年轻人的新品“生命之花”系列，可以帮助年轻消费者修护抗初老，抵御细纹初现，产品上市后的销量增长不错。

新品的推出是证明一个品牌强弱的标志之一。与此前只有将产品全面推出市场之后，才能知道产品颜色、性能、价格等因素是否与消费者匹配不同，当前的产品在研发阶段就可以将上述问题解决。

“在高端美妆市场，国产品牌很少，双妹是与国际大牌直接竞争。如果按照常规的发展策略，即线下门店一家一家开店，速度和效率太慢，公司利用电商和社交媒体，快速与消费者建立联系。”陈欣表示。

之所以选择将门店开设在田子坊，陈欣表示，主要原因在于田子坊也是一个含有“东情西韵”文化的地方，一些外国人愿意逛，这也跟公司面向世界的定位相吻合。

走在田子坊，迂回穿行在迷宫般的弄堂里，一家家特色小店和艺术作坊印入眼帘，茶馆、画廊、手工艺品、化妆品等等应有尽有。1998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马路集市。2003年，旅美艺术家陈逸飞来到了泰康路 210弄的老厂房地区设立了工作室。尔冬强、王劼音、王家俊等艺术家和一些工艺品商店先后入驻，集中于弄堂工厂，同时产生了商业消费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里弄居民将房屋租出去作为商铺，田子坊的商业气息逐渐浓厚。2005年至今，田子坊定位为创意产业集聚地、历史文化风貌居住地、海派文化展示地和世博主题演绎地。

记者在位于田子坊的双妹门店看到，在与其他化妆品门店的线下客流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双妹门店的员工似乎更忙碌一些，正忙着给顾客打包商品。由于公司每推出一款新品，会通过官方账号进行推送，感兴趣的消费者会到线下门店来咨询、预定，这家门店也是双妹上海的两家门店之一。

当前，双妹产品的价格带在400元~2000元，用户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拥有较高收入的女性白领，超过50%的销售由电商渠道贡献，线下门店的销售占比较低。

作为上海家化旗下的双妹品牌负责人，陈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双妹而言，电商不止是一个销售平台，更是一个与消费者沟通互动的平台，因为产品单价较高，在公域、私域的会员运营方面，电商平台能够给商家提供有效的策略。”

“有些入驻抖音的商家连最起码的货都没有，卖的是经销商的货，我们卖的是从厂家直接进的货，毛利率比抖音平台的商家要高一些。”刘立表示，他希望的是疫情能够快点结束，田子坊的客流尽快回来。

“那玩意（电商）就是割韭菜。其实只有5%~10%的商家能赚到钱，其他商家基本是给平台打工的。”刘立表示，在电商平台销售需要花钱打广告，参加各种活动才能有流量，但是利润特别薄，一个月只能赚2000~4000元。

对于线上渠道，刘立不是没尝试过，但还是放弃了。在看到商家经营层面的困难后，一些电商平台纷纷推出扶持举措。例如，淘特搜索首坑取消竞价、零广告招租。活动文宣海报显示，报名条件只需商品好、有足够价格优势。

刘立店铺所售的瓷器在打完五折后实际销售价大多集中在20~50元。为了能够撑下去农村女孩在农村创业电视，刘立已经把位于苏州的店铺关闭，现在只剩下田子坊和一间仓库。

在多个房产租赁网站上，位于田子坊沿街的店铺租金至少1.5万元/月。当地房产中介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间25平方米的田子坊临街（泰康路）店铺租金价格约为2.5万元/月，疫情前的价格为3.5万元/月。对于店铺的用途，可以用来做零售、奶茶店，但不能用来开设包子、糕点等业态。

“每次都是先给厂商打钱，才会发货给我，不让我赊账。现在我手中有上百万的货物压在手里。”刘立大学学的是食品营养专业，选择做陶瓷生意主要是兴趣爱好，虽然不怎么实用，但是看着很舒服，田子坊是一个人文气息比较重的地方，与所售产品的风格很搭。

刘立的经营模式类似于“铺货”，他在田子坊、苏州开设店铺，从景德镇、福建等地的厂商拿货放到店铺里面进行售卖。由于开个陶瓷模具就得花费几万元，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刘立只好先拿点厂商的现货出来售卖。因为自己的体量较小，在与厂商谈判的时候没有太多话语权，也就不存在账期。

“疫情前生意很好，挣了很多钱。现在不行了。” 刘立在田子坊经营陶瓷工艺品多年，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现在店铺里面的商品一律五折出售，清库存的目的并不是不做了，而是为了回笼资金，尽可能多撑一段时间。

在线下客流量有限的情况下，商家是否想过前往线上开设网店呢？多位店主告诉记者，他们在电商平台没有店铺，觉得在网上开设店铺较为麻烦，需要买流量、做内容、处理退换货等情形，而在线下店铺接待游客是一次性交易，成交速度快。大多数店主的心态是等待着疫情结束，客流量恢复。

“如今，那么高的租金价格不可能了，我的房子自疫情暴发以来，只有去年短暂租出去一段时间给别人清衣服库存，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宋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她现在是想着尽快把房子租出去，至于租客做什么业态，还需要管委会审批。

这是刻在上海田子坊入口处的一副对联，意在祝愿入驻的商家能够生意兴隆。当地居民宋佳在此拥有一处27平方米的店铺，从2008年开始一直对外出租个人能做的互联网创业项目，经营过糖、奢品、服装、眼镜等品类，租金价格从每月8000元、2万多元、4万多元、6万元，一路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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