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百年未遇的疫情，已经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并且改变了人们的部分行为惯。比如网购，家庭自由行等，很多行为已经彻底改变，不会复原。

2020年6月笔者曾经去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步行街区最火爆的多家中国饭店，全部歇业。不仅德国，整个欧洲的中国餐饮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波兰华沙市区原本有15、6家中国饭店，现在只有4～5家维持营业状态。疫情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宿基本半营业状态。环地中海圈大量的酒店和民宿转让，意大利200万欧的民宿酒店，打7折转让。作为欧洲旅游地标性目的地法国和意大利，旅游复苏的迹象非常明显。明年5月份后，欧洲旅游将迎来全面的爆发性的复苏。

上周有一条来自英国的消息比较有意思。说是英国缺屠夫，年薪35万人民币。英国夏天还缺农民，摘草莓，月薪4万人民币。这已经是疫情期非常奇缺的工种。今天波兰又出台一条法律，对于工作邀请的有效期限，从12个月延长到24个月，欧洲现在将成为打工者的热土。

目前有很多行业已经开始显露生机。重点是投资行业餐饮、欧洲旅游以及户外、电商、物流快递、民宿、留学、出国中介（劳务）等行业。疫情前想去西藏做小生意怎么做，上述的行业遭受毁灭性打击。

普通人去欧洲做小生意

今年9月10号丹麦已经全面取消疫情限制。基本回归疫情前社会和生活形态。随着抗疫成果的显现欧洲已经步入后疫情时代。这对于在疫情下煎熬的外贸人士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疫情虽然后半程，但是 对于大多数外贸或者海外商务人士来说，无疑还是一头雾水。如何锁定疫情后的投资方向，现在成了十分迫切的话题。在先谈论后疫情期间哪些行业可以投资。

回想这一路走来，并不顺遂，也没那么糟糕，我越来越相信这句话：命运给你很多难堪，不一定是真心跟你过不去，有可能是要提醒你不断去提高生存技能，高端玩家一切全凭自定义。

人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随性如我，不喜欢做长远规划，也没有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所做的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小事，边走边根据现状适时调整人生航向。

从2018年到现在，转眼来到塞尔维亚已经4年了，在这边从一个人到现在一家人，结了婚生了娃，还开了店，日子算是渐渐安好，未来也会考虑发展副业。

塞尔维亚当地人很喜欢中国人，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2020年，还被塞尔维亚电视台邀请拍了一期做中餐的真人秀，我和华人朋友都很高兴能在异国他乡宣传我们中国的美食，拍摄那天我朋友还特意穿了一件中国的旗袍。

孩子出生后，我去年把我妈接来了，她适应起国外生活比我想象得要快，白天待在家里带娃做饭，周末出去玩，只是没人陪她一起跳广场舞，因为这边老人养老都是夏天旅游晒黑，越黑表示你越有钱，她跟我老婆也没啥婆媳矛盾，都挺好。

俄乌之间纠纷还没结束，塞尔维亚受此影响有些通货膨胀，我拿货的价格都上涨了10%，所以在当下，还能守着一个店安稳度日，我和家人对此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我们店里卖得最火的就是玩具、衣服和厨房用品，塞尔维亚当地人很喜欢用海绵球和钢丝球洗锅，买过的客户都夸好用。别看小东西利润小，除去房租，我的小店一年下来也能存个10来万。

说干就干，我就在首都郊区寻了家门店，一间一楼的商铺，面积有600㎡，开了一间百货零售店，货是找之前的亲戚拿的，卖的都是中国义务的小商品和百货日用品。

而且，国外网购没有一家独大的平台，物流也很慢，今天买一个星期后才到，偏远地区更慢，所以大部分塞尔维亚人还是喜欢逛街，这里实体店比网店生意更好，受政策影响也更小，可以以此当主业，这样起码收入有保证，能解决温饱。

2020年11月，朋友急着回国，我就接手了他的青年旅舍，想着生意应该会不错，结果转年遇上俄乌战争难民潮，房东涨价厉害，开了一年半我就坚持不下去，关门了。

3月份中国抗疫组就来到了塞尔维亚，当地人说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塞尔维亚人一直都有一种乐观精神，哪怕是在战争时期，人民也很坚强乐观。

现在这些都被禁止后，有些人敲盆表示抗议，还有些人会出门走走逛逛或者遛狗。好在这时的塞尔维亚人已经开始重视卫生问题，很多人会随身携带小支酒精和洗手液。

我发现塞尔维亚人对隔离的忍耐度比我们华人低，可能欧洲人的生活惯和观念和国内的不一样，出门晒太阳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减压行为，晚上下班后塞尔维亚人夜生活很丰富，会约朋友一起喝咖啡玩蹦迪。

当我和朋友看见一些塞尔维亚人想要口罩而不得的时候，我们毅然决定走上街头，为当地人免费发口罩，一是为战胜疫情出一份微小的力量，二来也想让大家能看到我们华人想要战胜疫情的决心，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人绝不是什么所谓的“瘟神”。

塞尔维亚的口罩生产能力很弱，刚开始药店里限购5个，后来供应越发紧张，一些商户之前囤起来的口罩已经炒到将近50欧元一盒（折合人民币400元），这是普通塞尔维亚市民根本买不起的价格。再后来有些人想戴口罩，也买不到了，市场上一“罩”难求，这个国家很缺口罩。

比起感染人数，更让我们华人圈诧异的是塞尔维亚当地人对疫情的态度，经常能看到街头涂鸦戏谑地写着：“口罩对病毒提供的保护就像丁字裤对于屁股”。不像我们国内全民对病毒怀有敬畏之心。

疫情汹涌而至，整个地球村都跟着乱了套。失业的我既要考虑生计，更担心疫情四处弥散。结果2月份就传到塞尔维亚这边来了，隔壁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更是大爆发。

大年三十那天晚上，星稀云淡，当我送走武汉游客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团竟然是我接待的最后一个华人旅行团。他们走后我有点泪目，时至今日都很少见到中国来的游客。

出入境已经开始严查防疫措施，我担心大家回国没有口罩用，临走前特意带他们在塞尔维亚买了一些口罩带走，顺便也给温州的亲戚朋友买了些寄回去，大家都很感谢我如此贴心。

那时候，做导游的我还在正常带团，刚好接待的是一群来自武汉的游客。从网上知道了疫情的消息后，游客们都感到恐慌和担心，个个都愁云满面的。

谁料，一年后，时间兜兜转转就来到了2020年1月份，即将来到疫情的岔路口。但当时的塞尔维亚国内还是一片风平浪静，不知风雨将至。

这份工作我做得很开心，而且塞尔维亚当地旅游业竞争小，物以稀为贵，收入也很高，带团一天能挣800元，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跟工作如此合拍。

国内来的游客都觉得我一个年轻小伙子在国外闯荡很不容易，对我格外友好。他国遇老乡，我也倍感亲切，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我都会真诚给出建议。

2017年中国和塞尔维亚开通免签，旅游前景一片大好，我在一个中国人开的地接旅行社做导游兼司机，专门接待中国来的游客和一些拍摄团队，每天开车载着游客在兹拉蒂博尔、塔拉国家公园、科帕奥尼克、8字小火车、木头村以及矿泉镇等景点观光。

想着在异国大干一场，结果却好景不长。半年后，2019年2月，亲戚家的生意凉凉了，我也被迫失业了，孤身在外生活一下没了着落，说不难过是假的。

来到塞尔维亚后，我发现华人在这里做生意的真不少，我负责的工作就是把中国运来的物资批发给塞尔维亚当地人，难度不大，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

2018年5月，所有签证都已办好，我走得也很潇洒，拉着行李箱就坐上了飞往欧洲的国际航班，等飞机在云里云雾里穿梭5个小时后，就把我送到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地面上。

温州人心态真的比较开放，想做就去做，不拖泥带水。从小到大我也独立惯了，只身出国也不觉得害怕。语言不通网上学就行，唯一的不确定性是不知道会待多久，遇到些什么事。

原以为塞尔维亚在非洲，在网上一搜，才知道是欧洲的小国家。爸妈看我这么想出国闯荡，还暗自窃喜这个儿子志气很大，也没反对我远走海外。

当时，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连塞尔维亚在哪里都不知道。想着在国内呆的迷茫，不如换个环境出国看看吧，于是，我就毛遂自荐揽下了这个活儿。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以后人生会有什么影响，可能人生路上总会有几个急拐弯。

按部就班上班半年后，生活毫无波澜。就在2018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家亲戚来我家闲座，突然说起他在塞尔维亚的生意需要一个自己人盯着。

后来还做过其他工作，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想好自己到底要干嘛。这些折腾的接连失利更加剧了我内心的迷茫，最后为了混口饭吃我去了爸爸的厂子帮忙。

可能是温州人的创业基因是深入到骨髓的，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所以，尽管我的口袋里空空如也，靠着借钱我也做起了小生意，和朋友一起成了宠物店店主。从销售到宠物店，行业的跨度真的挺大，不为别的，只因为我喜欢猫，养了几只猫，就想着把爱好变现很美好。可能是开头太过理想化，没多久店就黄了。

事到临头来不及多想的我，就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温州县城的一家公司上班推销宽带。接受这份工作其实无关热爱，主要目的是想养活自己，不再向家人要钱。几个月后，我就准备辞职去义乌创业了。

高考后凭着可怜巴巴的分数去了杭州一所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选这个专业想得也很简单，想着以后重要做生意搞外贸用得上，先储备点知识。

爸妈分开后，我选择跟着妈妈生活，生活还是一切照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离婚后爸妈各忙各的事，没人盯着我的学，导致我的玩心更大了，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高考的重要性，在同龄人高三忙着冲刺的时候，我却脱轨掉队了。

到高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爸妈离婚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这里富人多，穷人也不少，贫富差距大，小时候我就经常听到爸妈因为钱吵架，很多次我都在想，他们两人分开是早晚的事吧。

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的夏天，我和几个同学晚上逃课翻墙出去看圣火温州站传递。干等了一晚上，在草坪上又等了一整个白天，到第二天晚上8点才终于等到奥运火炬出现。苦等两晚上只看几分钟，现在想想有点疯狂，但青春不就是用来怀念的嘛。

比如，上寄宿中学的学校是全县升学率第二的名校，老师管得也很严，我学就不错。可惜的是最重要的关卡点中考失利，只能上了普通高中。结果普通高中的老师管得松，我也干脆放任自己乐逍遥。

也是从这时开始，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像野草，随便给我扔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自然生长，唯一不好的就是受环境影响很大，好环境会让我长得壮，不好的环境确实会让我长歪。

爸妈付完这一大笔钱后，6岁多的我就开始了寄宿学校生活，之前还有家人陪伴左右，现在就我一个人面对大小事，那种感觉也像一夜长大。

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家人竭尽其能地对我好，当我在村里读完幼儿园后，爸妈就计划着掏高价把我送到市里私立学校上小学，想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但价格是真的高，1999年暂住费就要2万多元，一个学期学费5000多元。

可能从小耳濡目染这样的生活，我觉得做生意这件事就像是喝水吃饭一样自然。但底线是每一分钱都必须来历分明，不是我的绝对不会主动开口索取，哪怕是爸妈亲戚给的东西我也不会要。

在我3岁多的时候，爸妈也开了一个小作坊，雇了几个工人给人做代工，做一件能赚几毛钱，挣得都是踏踏实实的辛苦钱，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温饱有余。

除了商品输出，人也往外输出不少，就像电视剧《温州一家人》里演的那样，每户人家可能都会有几个欧洲闯荡的厉害亲戚，所以村民间的贫富差距挺大。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就以民营经济享誉全国。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村也是远近有名的“外贸村”，村子里大小作坊林立，很多村民都是以经商为生，做圣诞球装饰品出口到欧洲。

1992年，我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小县城。因为地势的原因，我们那里的农村山多地少，风景秀美但耕地面积不足，不像东北，地广人稀物产丰富靠天吃饭。

出生在温州外贸村的我，从小就见到过村里人做小东西出口欧洲，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将来也会成为外贸大军里的一员，有一天也能把“中国制造”卖到国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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