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地摊卖凉茶、卖甘蔗这些都是人生的历练，我们记忆的宝藏，当时年纪还小，一点都不觉得艰辛。现在想来，最艰苦的是我们的父母，要养活几个小孩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幸亏那时候摆摊卖凉茶，确实是改善了我们的经济状况。那时候一般人家一周能吃上一两次猪肉就很不错了，但自从我们卖凉茶后，家里天天都能吃上猪肉。

我们的凉茶铺旁边偶尔会卖甘蔗。在甘蔗收成的季节，父亲从乡下用自行车带来的自产甘蔗，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来卖，生意也很好。但平常是不卖的，毕竟卖甘蔗去取货需要体力，而我和小弟都还小，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70年代的小生意好做吗

大妹太小，要站在凳子上才够高卖凉茶。有一次在买凉茶时，大妹从椅子的背后摔下来，额头碰到了水沟的边缘，伤了一道深深的沟痕，很长时间都化不了。现在回想起来互联网创业模式的弊端如何改善，我心里还在隐隐作痛。

我的大妹那时候应该只有5岁左右，就经常会帮外婆卖凉茶了。大妹很聪明，没读过幼儿园，收钱找钱，自学成才，多次纠正外婆找多钱给顾客。晚上一家人吃饭时，“今天外婆又找多钱给人了，应该是找回多少多少的，外婆给了人家多少多少，幸亏是我发现找多了”。这样的话语经常在大妹的口头说出，那时候一家人就很开心地哈哈大笑。这些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时候我和弟弟由于还是学生，一开始我们只是周末和晚上有露天电影的时候摆摊，后来见生意实在好，平常不摆摊实在太可惜。所以后来就天天摆摊了，周一到周五就由外婆来负责看摊。但外婆是没有读过书的，数学不好，加上年纪也大了，老眼昏花，经常会多找钱给顾客。

那时候卖凉茶，最盼望的就是万人大会和露天电影，因为那时候人流多，我们的凉茶生意就会特别好。每逢有露天电影的时候，我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们的凉茶生意会很火，赚很多钱；担心的是，我的小弟一定会打架，因为露天电影都是小孩子用自己的凳子去霸占位置，而我们霸占来卖凉茶的位置，只要有小孩的凳子越过我们霸占的范围，小弟一定是会反击打架的，这是每次露天电影都要发生的事情。父母给我的任务是既要卖好凉茶，又要看好小弟不给他打架，实在阻挡不了时，要及时向父母报告，所以露天电影是我既期待又担心的事。

3. 卖凉茶的是我们几个小孩和外婆，人都是有恻隐之心的。当顾客在口渴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凉茶，而他又确实需要来上一杯时，一般都会光顾我们的。

2. 我们还会卖广告：为了能吸引顾客，桌子前面放一排做广告用的透明玻璃杯，每杯里都有一朵淡黄色的菊花，然后用玻璃片盖住防尘，好看极了。

1. 我们家的地理位置好：去市区的人一般去的时候是自己带有水的，但回来时的水应该就喝完了。而我们家的凉茶铺的位置是在回来方向时的第一个凉茶档口。

我记得万人大会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一天的收入是十几块。还有晚上露天电影的时候，收入就更可观了，要知道，70年代还没有任何饮料出现，人们在外面口渴的时候，如果自己没有带水，那就只能买我们的凉茶喝了。

但这个主意父亲和母亲是反对的，说我们还是学生，应以学业为重。但是我和小弟执意要卖，幸亏得到了外婆的支持。我们用零用钱和外婆的一些私房钱买了一些玻璃杯和菊花，在一个周六的中午，把我们吃饭的桌子搬到外面去就开始售卖凉茶了。外婆负责煮凉茶，我和小弟负责卖。我们把煮好的凉茶的整个锅端出去，用勺子一勺勺地装在玻璃杯上，两分钱一杯，半杯一分钱。

我小时候住在广东农村，这个村是公社政府所在地，也是附近居民去市区的必经之路。我们家就在村的主干道路边，所以去市区的人必定会经过我们家门口。那时候我们家附近就有人在摆摊卖凉茶，我的小弟确实有生意头脑，那时虽然只有10岁左右，但他看到隔壁卖凉茶的人生意不错，就和我商量也卖凉茶，我当时也觉得这主意真棒。

我记忆中老北京乡下买卖的生存状态，大体上就是这样。从这些手艺人和货郎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人们生活的艰辛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走村串庄的吆喝声渐渐消失，回忆起过去，却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吃的以外，就是卖使的用的了。最常见的是挑着担儿卖小百货的，把货箱盖打开支起来，就是个小展台，几十种货品样样用得上。比如中老年妇女喜欢的簪子网子，老头儿喜欢的拂尘布掸儿小胡梳，大姑娘小媳妇爱用的雪花膏胭脂粉……应有尽有。随着煤油灯的普及，煤油也下了乡，卖家挑着四方的铁煤油箱，敲着尺来长的榆木梆子，叫喊着：“打煤油咧，美孚的！”

刚一入冬就有卖“剐儿肉”的了，背个椭圆的木柜子，里边装着牛羊骨头煮熟后刮下来的筋儿碎肉，论斤卖。撒花椒盐的东西挺别致：牛角敞口捆封着薄皮子，尖头周遭钻有若干小眼，里头装着花椒盐。上下抖动，花椒盐便均匀地撒在肉上。大部分“剐儿肉”是筋和脆骨，价格当然便宜，吃起来也有嚼头。“剐儿肉”是入冬了卖，平时有卖菜的。侯宝林先生记录了胡同里卖菜的吆喝声：“香菜辣蓁椒哇，沟葱嫩芹菜来，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红萝卜、卞萝卜、嫩芽的香椿啊、蒜来好韭菜呀。”城里乡下，吆喝声大致相同。

一入秋，乡下就有“臭豆腐——酱豆腐”的吆喝声了，挑俩瓦罐，论块儿卖，能浇汤儿。臭的一分五，酱的二分。臭豆腐比酱豆腐的销量大多了，大家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其实多数人是为舍不得多花钱找辙。

除了提供技术含量高的手艺，乡下也少不了做小买卖的。比如平时有到村子里卖烧饼炸糕什么的，都是挎着篮子走村串庄卖小吃。我七八岁时就随大人下地干活，有时大人买一两样“犒劳”我，大人顶多咬一口尝尝。

乡村是离不了碾子和石磨的。碾坨子、碾盘子和磨扇子上边都錾有排列有序的沟岗，好比人的牙齿。轧磨久了，沟岗秃了，牙口不济了，就得请冲磨师傅用錾子凿深沟槽，以恢复牙口。冲磨师傅既要有力气，还得有技术，更要小心施工。一不留神伤了牙子，活儿就砸了。有的人家钱紧，只能以粮换工，冲磨师傅也得干。

除了鲜有的坐商，老北京的乡下有不少手艺人和卖货郎从事“行商”的工作。当然，不管是坐商还是行商，经营者都很辛苦，但为了过上好生活，仍然日复一日地操劳着。

再说酱油，以前我们乡下用的是煮熟咸菜后剩下的汤，叫咸汤儿。杂货铺里卖的盛在大缸里的酱油纯属奢侈品，但它淘汰咸汤儿却是必然的。还有照明，以前乡下点的多是豆油灯农村勤快女孩在家创业，油烟子熏得人脑袋疼，点上一会儿，鼻子眼儿都是黑的。煤油灯和豆油灯相比，首先是颜值高：高脚玻璃底托，扁圆的玻璃嗉子，嗉子里装煤油，煤油里盘着棉线捻儿，捻儿钻过薄铁的灯头，灯头外沿立着四只爪儿。点着灯捻，扣上灯罩，灯把儿还能控制灯捻上下，以此调节亮度。这是座灯，也是件玻璃工艺品。当然，放在现在，这种煤油灯不算啥，但在旧时的乡下，算是稀罕物品。

马四爷开杂货铺的时候，乡下人刷牙先是蘸细盐面儿，嘴里沙得慌。后来就用掺有冰片的糊盐刷牙，清爽了许多，也不太沙了。而“牙粉”则作为奢侈品摆上了杂货铺的货架，并逐渐普及到附近居民的家中。在牙膏出现前，牙粉是人们最常用的牙齿清洁剂。我国在二十世纪初开始了工业化生产牙粉，最早出现的是“地球”牌、“老火车”牌牙粉。当时的牙粉主要采用碳酸钙、滑石粉和碳酸镁等为主要原料。牙膏是在牙粉的基础上改进形成的，与牙粉相比，牙膏中多添加了保湿剂和增稠剂，使其可以以膏体的形式储存，大大提高了使用的方便。马四爷的杂货铺当时摆放的牙粉就有“老火车”牌的，此外还有“金鸡”牌的。

乡下开铺子，弄得跟老裕泰似的，谁还进得起啊？简陋实惠才适合。大概是1953年，本庄儿马四爷在道边开了个杂货铺，比祁记茶馆还简陋，只有两间棚子。马四爷有眼光，杂货铺里备齐了乡民过日子的必需品，还选择性地在货架的显眼位置摆放一些在当时还属奢侈品的货物。这样既提升了杂货铺的档次，又可以满足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居民的更高需求。

祁记茶馆既是茶馆，又是手艺人作“攒儿”的地方。一大早，瓦工木匠聚到茶馆，边喝茶边交流业务信息，等着雇主上门。总会有个“头目人”来协调当天的各种活计，当然，没活儿可干也是常事。祁记茶馆由两间土房和一间棚子组成，茶桌板凳也是用废旧木头拼接而成，茶壶茶碗则是素面儿粗瓷，和城里上档次的茶馆根本没法比。当然，这样的茶馆适合静安庄地区的消费水平，所以买卖也不差。

小时候，我所住的静安庄地区，只有一家坐商，名为“祁记茶馆”。老北京有书茶馆、茶酒馆、野茶馆，更有《茶馆》里老裕泰那种大茶馆。而祁记茶馆是老北京乡下普遍都有的清茶馆，这种清茶馆的特点首先只卖清茶（清淡花茶），兼营各种茶点，但没有茶后进餐的酒饭；其次是“清静”，馆中无丝竹说唱之声，也就是说没有艺人“就馆设场”；然后就是“清贫”，不但茶馆的设施简陋，就连茶客亦是清苦之士。

我所土生土长的东直门外静安庄，曾经是典型的老北京乡下村庄，我也曾是这里的追梦人。抚今追昔，回顾七十年前老北京乡下买卖的生存状态，述说老一辈过上好生活的执着与艰辛，对比如今人们的幸福生活，真是感慨万千啊。

在旧时的北京，出了城门过了关厢，就算是乡下了。老北京的乡下没什么大买卖，并且行商远比坐商多。行商中又多为服务业从业者。但不管是乡下人还是买卖人，都为生活越过越好而辛劳奔波着奶茶加盟蜜雪冰城加盟费多少，都是奔着小康去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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